內容簡介：

◆2012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第一部關注「現代中國60年生育歷史」，直視中國現實與人性的長篇巨作！
◆「莫言將夢幻寫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社會合而為一。」──諾貝爾獎委員會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特別收錄：莫言親筆手寫毛筆總序、 莫言鮮為人知的珍貴照片

【內容簡介】
您說您的腦海裡已經有了一個騎著自行車在結了冰的大河上疾馳的女醫生形象，一個揹著藥箱、撐著雨傘、挽著褲腳、與成群結隊的青蛙搏鬥著前進的女醫生的形象，一個手托嬰兒、滿袖血污、朗聲大笑的女醫生形象，一個口叼香菸、愁容滿面、衣衫不整的女醫生形象……

計畫生育毫無疑問是中國幾十年來的大事件和熱點問題，牽扯到千家萬戶，許多人的命運……

我的《蛙》，通過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幾十年來的鄉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諱地揭露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景象。直面社會敏感問題是我寫作以來的一貫堅持，因為文學的精魂還是要關注人的問題，關注人的痛苦，人的命運。而敏感問題，總是能最集中地表現出人的本性。當然，寫敏感問題需要勇氣，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的是一個作家的良心。

「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寫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對某項政策的批判，而是對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贖。寫人的靈魂，寫人的懺悔，這也許就是《蛙》這部作品的價值所在。」
——莫言

擅長說故事的莫言，在以高密東北鄉為主題書寫的一系列小說後，推出更發人深省、目前為止還不曾有中國作家敢於踫觸的「中國計畫生育」議題的長篇大作。對於這項影響中國六十多年的基本國策，莫言的《蛙》可謂別具開拓意義。

《蛙》全書由四封長信和一部話劇構成。以主角蝌蚪和日本作家杉谷義人感人的通信為經，以鄉村女醫生姑姑驚心動魄的一生為緯；穿插以人體器官為嬰孩命名的風俗、童年啃煤炭的飢餓經驗、為了傳宗接代暗地尋得代理孕母的無奈情事……，諸多荒謬的情節交織出高密東北鄉的變遷與其絕世風土民情。

「蛙」有多重的隱喻：是寫作的耐心象徵；是出生嬰娃的哭聲；是造子女媧的「媧」；是高密東北鄉的圖騰。小說藉由一個鄉村婦科女醫生（姑姑）的形象，傳達出對生命強烈的人道關懷，也反映了新中國近六十年波瀾起伏的計畫生育史。莫言藉這個敏感的議題，塑造人物，剖析人物靈魂，寫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更寫出人物內心深處的掙扎。

《蛙》以一個鄉村女醫生波瀾壯?的一生，反思中國六十年計畫生育史，傳達對生命強烈的人道關懷，呈現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矛盾與傷痛，完整展現莫言小說之豐富與奧義。

序跋：

聽取蛙聲一片

◎文／莫言

　　

　　題目是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的一句。這是我孩提時代就知曉的一句宋詞。知曉並且牢記不忘，就因為這其中的「蛙聲一片」與我童年的記憶密切關聯。讀過我的小說的人，應該記得我曾經多次描寫過蛙聲，但並不一定知道我對青蛙的恐懼。人們有理由對毒蛇猛獸產生畏懼之心，但對有益於人並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沒理由害怕。但我確實怕極了青蛙。我一想到牠們那鼓凸的眼睛和潮濕的皮膚便感到不寒而慄。為什麼怕？我不知道。這也許就是我以「蛙」來做這部小說題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說中所寫的一樣，我確有一個姑姑，是一位從業多年的婦科醫生。我們高密東北鄉數千名嬰兒，都是在她的幫助下來到人間。當然，也有為數不少的嬰兒，在未見天日之前，夭折在她的手下。小說中的姑姑，與生活中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別。真實的姑姑，只是觸發我創作靈感的一個原型。她如今生活在鄉下，子孫滿堂，過著平安寧靜的生活。二○○二年春節時，我曾陪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去拜訪過她。當時我就對大江先生說，我要以姑姑為原型寫一部長篇小說，大江先生很感興趣，並多次詢問過小說的進展情況。

　　二○○二年夏天我動筆寫這部小說，當時的題目叫《蝌蚪丸》。這題目的靈感得之於一九五八年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隻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從這條新聞中讀出荒謬，但在當時，此法竟大為盛行。這情形與幾十年後風靡大江南北的「打雞血」、「喝紅茶菌」十分相似。我沿著這條思路寫了足有十五萬字，但忽覺這寫法無意中又在重複荒誕誇張之舊套路，況且，所用的結構方法（以一個劇作者在劇場中觀看舞台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寫話劇時的諸多回憶聯想為經緯）也有過分刻意之嫌，因此，即將此稿放下，開始構思並創作《生死疲勞》。直到二○○七年，又重起爐灶，寫這部書，結構改為書信體，並易題為《蛙》。當然，我是不滿足於平鋪直敘地講述一個故事的，因此，小說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與正文部分相互補充的帶有某些靈幻色彩的話劇，希望讀者能從這兩種文體的轉換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陸的計畫生育，實行三十年來，的確減緩了人口增長的速度，但在執行這「基本國策」的過程中，確也發生了許多怵目驚心的事件，對此，西方媒體多有批評，但如果深入地瞭解真實的情況，就恐怕很難做出一個斬釘截鐵的判斷。中國的問題非常複雜，中國的計畫生育問題尤其複雜，它涉及到了政治、經濟、人倫、道德等諸多方面，儘管不敢說搞明白了中國的計畫生育問題就等於搞明白了中國，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國的計畫生育問題，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國。

　　

　　近年來，關於獨生子女政策是否繼續執行的問題，已有相當激烈的爭論。爭鳴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發表這些爭鳴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體。互聯網上有關這問題的討論那更是鋪天蓋地。由此可見，對計畫生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經成為一個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集體經濟向私有經濟的轉化，隨著數億農民獲得了流動和就業的自由，計畫生育政策基本上名存實亡。農民們可以流動著生，偷著生，而富人和貪官們也以甘願被罰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隨意地超計畫生育，滿足他們傳宗接代或繼承億萬家產的願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資微薄的小公務員，依然在遵守著「獨生子女」政策，他們一是不敢拿飯碗冒險，二是負擔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費用，即便讓他們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的《蛙》，通過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幾十年來的鄉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諱地揭露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景象。直面社會敏感問題是我寫作以來的一貫堅持，因為文學的精魂還是要關注人的問題，關注人的痛苦，人的命運。而敏感問題，總是能最集中地表現出人的本性。當然，寫敏感問題需要勇氣，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的是一個作家的良心。

　　

　　在當今的中國文學界，你如果不觸及社會敏感問題，會有人罵你「附炎趨勢」、「被官方包養」，如果寫了敏感問題，又會被這些人罵為「向西方獻媚」。有段時間，我確曾小心翼翼，生怕招來這些永遠正確的好漢們的鞭撻，但近來漸漸明白，我即便一個字不寫，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因為我的文學觸到了他們的痛處，因此我也就成了他們的敵人。

　　

　　把那些視我為敵的人甩到身後，快步前進，走自己的路。在良心的指引下，選擇能激發我創作靈感的素材；在我的小說美學的指導下，決定我小說的形式；在一種強烈的自我剖析的意識引導下，在揭示人物內心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內心袒露給讀者。

　　

　　寫完這部書後，有八個大字沉重地壓著我的心頭，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北京平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