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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　　

　　自從答應商周出版為大衛‧格雷伯的《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撰寫導讀，反覆閱讀著作者、同時也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之一，細膩記錄運動現場的故事轉折與不同行動者的角色，並理論性、哲學性的討論一場新公民運動民主決策的創新與危機；這樣一本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大著，國內應有比我更合適導讀的朋友吧。然而，反芻著書中的文裡行間，千頭萬緒，腦海裡時而浮現自己在台灣勞工陣工作近十九年來的點點滴滴，在某個街頭的轉角、某一次運動現場的喧嘩，會心一笑，感覺多麼的熟悉。因此，我想我可以嘗試以一個組織工作者的經驗，以台灣的經驗提供給讀者在現實生活上的連結感，讓讀者更能體會一場所謂「新公民運動」的樣貌。

　　無疑的，大衛‧格雷伯這本書此時在台灣出版非常重要。台灣剛經歷一場轟轟烈烈的「三一八公民占領國會運動」。三月十八日，公民和學生團體於濟南路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辦抗議晚會，對廣大社會訴求反黑箱服務的立場。當反抗的號角響起，學生成功突破層層封鎖，占領立法院議場之後，有更多的學生聚集在立法院周圍道路，宣告了一場為期二十四天、受全球矚目的公民運動（或被稱之為太陽花學運）就此展開。然而，兩場發生在不同國家、不同時間，但卻共享某些經驗的公民運動，無論是群眾的組成、運動的訴求、決策過程，或是新運動技術的運用，都有許多類同之處，將來也勢必成為各方比較和分享的題材。一群人，為什麼要上街頭，無論是運動參與者、路過者、旁觀者，甚至於反對者，這本書都提供了更多元和豐富的想像。

從「占領」到「新公民運動」的蔓延與擴散

　　本書的背景是近年來影響全球的一場重要社會運動：占領華爾街。這場強調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領導，參與者自主自發，以及非暴力為原則的大型群眾運動，就發生在被視為民主標竿的美國。一群人，以「百分之九十九」（ninety-nine percent）為身分認同，對抗政治決定權被壟斷下的社會不公。因此，公民自發性的發起占領象徵銅臭貪婪的「華爾街」，控訴著百分之一的財團鉅富壟斷的政治決定，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不穩定，國家舉債度日（關於這一點，在作者的另一本大作《債的歷史》中有更詳盡的說明），讓百分之九十九底層社會人民受盡苦難。

　　無獨有偶，二?一?年十二月中旬，北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成為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場因人民起義導致推翻獨裁政權的革命，也鼓舞了鄰近的國家，緊接著阿爾及利亞、埃及、葉門、敘利亞也出現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改革聲浪，而網路嚴格監控的中國也激起了零星火花。最近，台灣的「三一八公民占領立法院運動」，讓馬政府酒駕暴衝式的兩岸政策受到徹底的挑戰；鄰近的香港也有「搶救東北」和「占領中環」的行動，以至澳門的「反離補運動」，也成功的擋下高官自肥的法案。無論是在民主國度或獨裁國家，人民有組織或無組織的透過網路科技展開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行動，有的成功地敲響獨裁者的喪鐘，但更多的是在新公民運動以後，這些反抗力量開枝散葉地轉化成更有力的監督機制，對政府提出更嚴厲的批判。

　　然而，從筆者從事勞工運動組織工作近二十年來，主要的經驗都是透過組織的運作推動各項理念或政策。尤其是，因為處理的議題可能會跨越不同的專業領域，所以「聯盟」往往就成為一種重要的策略，以發揮「草根專業」的角色：除了必須具有社會運動組織動員的「草根性」，亦必須承擔起「專業論述者」，與其他政策行動者進行溝通和辯論。當然，「有組織」的決策模式相對「無組織」的模式，顯得單純許多，畢竟組織內的伙伴經過長期的合作，對於凝聚共識較有默契，溝通的成本也比較小。因此，無論是對組織工作者，或者是所謂新公民運動當中許多自主自發的參與者而言，大衛‧格雷伯這本書可以提供讀者更多的想像，尤其是本書討論運動可行性和街頭民主實踐的各項可能，都有許多值得參考借鏡之處。

「黑手資本主義」下的貧富不均

　　無疑，占領華爾街運動對抗的就是在「新自由主義」下的掠奪與貧富不均，而諷刺的是，這個讓廣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生活陷入絕望境地的事實，發生在一個民主國度裡，這讓人時常跳入一個似乎永遠不解的疑問，百分之九十九的「多數」如何淪落為百分之一「少數」的俎上魚肉，而且處境愈來愈艱難，但這個問題無論是在美國、台灣，以及許多所謂的民主國家都在持續惡化中。其中，台灣勞工陣線於二?一一年提出了財團化、貧窮化和少子女化的「崩世代」警訊，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這個已經成為事實的殘酷問題。

　　這本書提供了許多線索，讓讀者更對這場運動的脈絡有更深層的了解，礙於篇幅，無法逐一和讀者分享和討論，但只要讀者和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的脈絡對照，就可以對這場占領運動有更清晰的圖像。例如，作者提到資本主義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對於美國民眾的影響，愈來愈多人覺得周遭的制度性組織，其實並不是為了協助他們而設立的，甚至還成為具有敵意的惡勢力，顯然是政府與金融機構串通，好更多人陷入永無止境的債務堆裡。於是，在金融權力（financial power）與國家權力（state power）之間的差別愈來愈模糊的同時，愈來愈多的財富透過純粹投機的複雜金融工具下的被創造出來，並累積在少數人的身上。但當玩火自焚的金融風暴發生時，政府的首要之務，就是「情義相挺」的保障不會讓任一家金融機構倒閉。接下，就是慷納稅人之慨，大量的透過租稅，甚至於舉債，補貼給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貪婪投機者。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台灣。過去，無論是二??一年因應因金融業貪婪的「雙卡風暴」，以及層出不窮的超貸淘空所成立的「金融重建基金」，政府除了以減稅的方式「協助」許多不良銀行打銷壞帳，更直接用納稅人的錢協助財團銀行併購「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而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的政策口號，就成為美化這種赤裸裸圖利金融財團的正當理由。筆者認為，各國社會運動的學習與參考，某種程度上是公民社會面對問題的趨同化，而這也是近幾年來台灣包括工運、環保運動和學生運動欲對抗的主要議題。

新公民運動的共識凝聚

　　就如同作者所言，本書所論談的不只是占領運動，也討論美國民主的可能。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命題，尤其把占領運動擺放在美國這個兩黨政治的脈絡，在在突顯了這套民主制度無法解決運動所欲挑戰的結構。同樣的議題在台灣的三一八公民占領國會運動中被提出，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就成為運動的重要訴求，試圖透過政治制度的改革，解決當前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各項問題。

　　本書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紹了許多國家及公民社會不同的民主形式，無論是古老的智慧或現代的嘗試，這裡就不再贅述，而是把重點放在這場運動從發起、共識凝聚到行動，不同背景和看法的人如何取得平衡，進而讓運動擴散。其中，包括媒體和新資訊科技的角色、如何選擇和既有政治勢力的合作等，都可以提供讀者對於新公民運動更豐富的想像。當然，一場運動不可能純粹出自於群眾的自發性，且一定都會有一些積極的投入者（姑且先不叫他們領袖），而這些帶著不同意識的人，如何去說服其他人及更多的群眾加入運動，就成為運動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事實上，觀察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的各項革命、馬來西亞的乾凈選舉（Bersih）、台灣的三一八占領國會、香港的普選占中等，我們都可以看到媒體的角色和新資訊科技的運用，一直都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新媒介不只成為理念和訊息擴散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是組織動員的一種模式。尤其是現在幾乎人手一支的智慧型通訊媒體，讓「運動現場」更加無遠弗屆的透過臉書、推特快速散播，成為新公民運動有利的宣傳工具，包括有效率的募集運動所需的物資。在台灣，無論是去年（2013）喧嘩一時的「洪仲丘白衫軍運動」，或是今年占領國會運動中公民團體在短短的三天內五十萬人的集會，都突顯了這些工具在創造新公民運動和新民主模式的重要角色。

　　而書中提到了一個埃及二?一一年革命的動員故事。他們大量利用計程車司機的網絡，因為他們知道埃及有個傳統：計程車司機必須開口說話，不停地說。他們沒辦法不說，因此，透過計程車司機散播訊息頗有效率和安全，例如，有一次他們知道警方將驅離他們的集會，是故在臉書刻意發布較晚的時間，再透過計程車有效散播正確的時間，最終成功地集結了一場萬人的集會。這個故事讓筆者回憶起一九九七年參與在「搶救全民健保聯盟」的小故事，當時也是透過對計程車司機的溝通，讓他了解全民健保民營化的各項問題，再透過運將們把訊息傳播給廣大的社會大眾，進而達到理念擴散和抵擋健保民營化。這兩個故事恰好可以相呼應，顯現基層草根民主的可能。

　　最後，本文以書中所提到的一段話作為結語，希望這本書的出版，提供台灣社會對公民運動有更多的想像與期待：「反抗餘燼的火星在我們之間散播，一待微風吹來就會燃燒遍野。偉大的人民民主時代已再度來臨，就要改變歷史！」

◎文／孫窮理（苦勞網記者）
　　這是一本書討論何謂「民主」的書。

　　格雷伯認為，「民主」不但不是美國立國的精神，相反地，把可怕的民主給壓制掉，避免富人、銀行家的財產給多數人充公、分配掉，才是建立共和制度的初衷。透過選舉，人民把政治權力，交給少數的菁英，一個包裝成「企業遊說」的賄賂體系，構成「1%」的合法統治；而賄賂，是這個制度的本質，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不用還的債，和不能不還的債

　　這讓人想起一九六一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有名的告別演說中，提出「軍工複合（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概念：私有的軍火工業資本，與科技、學術機構結合，透過遊說、獻金、旋轉門等方式，在選舉體制下，掌握美國的國家機器，以軍事行動，維持其產業的運作。

　　這些軍事行動，又進一步，把這「百分之一」的寡頭勢力，伸向全世界的範圍；格雷伯提到「美國的軍事支出，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在海外的七百三十七個軍事基地，至少維持了兩百五十萬軍力。二?一一年，格雷伯在《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一書中談到，美國的國債與軍事支出成長的曲線完全疊合，借錢都是用來擴張軍事，以維持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至今（2013的統計），美國的國債已經超過十七兆美元，其中七成以上在美國境外，加上世界各國以美元作為貨幣發行的準備，為了維持自己本身經濟的穩定性，各國只能幫美元「護盤」，不會拿美債跟美國要求兌換，也不會拿美元換黃金，於是美國便肆無忌憚地借錢擴張軍事，回過頭來，維持它在全球的宰制地位。

　　而相較於美國政府這些不用還的債；美國人面對的是「不能不還的債」，這與「資本主義金融化」有關：政府和金融機構串通，讓人深陷於債務堆裡，學生貸款使未來的工資一大部分落入銀行口袋。地方財政問題，也助長了「金融壓榨」的系統：

　　（引文）華爾街金融顧問與地方政治人物的勾結，則逼得市政機關陷入破產或瀕臨破產，於是當地警察奉命大舉對屋主加強執行草坪、垃圾和修繕等法規，如此一來，罰金源源不斷的產生，就可增加市府用來償還銀行債務的收入。在每個案例中，一部分的收益透過遊說人士和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回饋給政治人物。由於地方政府的每個職務幾乎都變成金融壓榨（financialextraction）的機制……

　　這個由賄賂、剝削、利益輸送構成，對抗民主的體制，當然極其脆弱，所以，就像它對外以軍事力量維持霸權那樣，在國內也建立強大的壓制系統，那就是警察、司法以及各種的監視系統。

　　鎮壓民主的國家機器

　　格雷伯特別提到了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假「反恐」之名，對於社會運動的壓制；二??九年，紐約市警局出動「四組反恐小隊，其中包括配備了各種科幻小說式的新奇武器、從直昇機垂降而下的突擊隊員」，只為了對付一群手無寸鐵的學生。

　　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警方對女性施以公然的性攻擊；據說，這麼做的靈感來自埃及，目的是「使女性社運人士遭受的心理創傷最大化，同時意圖激怒男性社運人士，為了捍衛她們而訴諸暴力」，當警方企圖對佔領運動主場祖科提公園（ZuccottiPark）清場時，可以集會，但是不能帶帳篷，只要有人拿個睡袋躺下，就會立即被捕。而無論示威者如何抗議，主流媒體充耳不聞。

　　警察是這樣子的：

　　（引文）我遇到一位婦女，她告訴我，在聯合廣場某夜的驅離過程中，有五個不同的警察抓住她的乳房（有一次，另一名警員還站在旁邊拋飛吻）；另一個女子發出尖叫，大罵撫摸她的警察是個變態，於是他和警察同僚把她拖到警察封鎖線的後方，把她的手腕打斷了。

　　這種狀況，套句美國政府常常喜歡掛在嘴邊的話，這個國家「人權問題，值得高度關注」。沒錯，對格雷伯來說，就是為了壓制民主、避免「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對「百分之一」的人，進行財產重分配而設計的。

　　格雷伯用上了他的專長人類學的方法，考察了整個被和「民主」掛勾在一起的「西方文明」，根本是假造出來的意識形態，而在更多被「西方文明」認為是「原始、不文明」的部落，像是原住民、海盜、古代的社會，反而有更多的制度，是更接近民主的理想的。

　　而這就涉及格雷伯對於無政府主義的組織與行動的信念，格雷柏提出了「垂直性」與「水平性」組織的對比，「垂直性」指傳統有明確的層級、領導人的組織與行動模式，而「水平性」則是每一個群眾平等地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參與的組織、強調「共識決」。

　　集體的想像力：無政府主義方法（中標）

　　經過「黑旗（無政府）與紅旗（傳統左派）並舉」的一九六?年代晚期，一九七?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思想家與行動者喬‧佛利曼（JoFreeman）曾提出《無架構的暴政》（參閱陳信行的翻譯：http://blog.roodo.com/dkchen10/archives/4728841.html）概念，從實踐的過程，發現由於缺乏組織制度的規約，共識決容易出現在媒體的需求下，產生「明星化」的結果、這些明星變成非正式的發言人與決策者。

　　結果是水平性的「無架構」，比起垂直性的「架構」更糟，也沒有團體的規約可以約制自然產生的明星，本來追求的「直接民主」、「共識」這些東西，被摧殘得更慘。

　　不過，畢竟一九七?年代已經過去了四十年，無政府主義的方法論向前面走了不少，格雷伯在這本書裡面，用了很大的篇幅，仔細地處理了「共識程序」的實踐，使得這本書的後半本，幾乎變成了類似「（無政府主義）組織方法ABC」。

　　格雷伯對於決定我們應該擁有什麼樣的經濟體制的興趣，少於對做出這類決定的工具的興趣，因此才這麼仔細地處理了「共識決程序」的操作方法，這也是對於佛利曼「無架構的暴政」在實踐上的一種回應。

　　而根本拒絕接受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下解決問題，也是格雷伯的重要原則，他區別了「直接行動」與「公民不服從」的差異：

　　（引文）公民不服從通常不會質疑整個法律現狀，因為它針對的是某項法律或政策；事實上，它往往會很明確地打算在既存的法律體制中進行。這是為何採取公民不服從的人士，往往樂於被逮捕：這使得他們可以在合法的平台或輿論的法庭中挑戰法律或政策。

　　格雷伯舉了砸毀肯德基行動的例子。印度甘地主義分子質疑各地砸毀肯德基、麥當勞、星巴克的行動，不是因為這樣做不對（事實上，砸毀行動本身就是甘地主義者帶頭做的），而是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者砸了店之後，沒有等在那裏給警察抓，因為這樣才有進入體制裏面申辯、表達訴求的機會，那如果你砸了店，然後就跑掉了，他們不知道這樣要幹嘛。

　　對啊，要幹嘛？格雷伯解釋，占領華爾街的原初概念，就是「拒絕承認任何既存政治秩序的正當性」，沒有政治主張，會得到群眾支持嗎？他如此辯論著：

　　唯有在明白表示堅決不肯走傳統路線、拒絕與潛在腐敗的現有政治體制交涉、並且呼籲徹底改造美國的民主，這場占領運動才立刻開始在全國遍地開花。顯然，這場運動的成功並沒有受到無政府主義元素的妨礙，反而是因為它才成功的。

　　並以一種「集體的想像力」為這本書作結：

　　當許許多多的人們同時開始掙脫那些強加在我們集體想像力的鐐銬時，那一刻，即便是最深刻灌輸在我們腦海中的那些關於什麼在政治上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預設，過去也曾在一夜之間粉碎脫落。

　　捍衛民主，誰的民主？

　　寫到這邊，我想該拉回台灣，去審視一下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的發生在今年（2014年）三、四月間「占領立法院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