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導覽：

姜貴的《重陽》

◎文／王德威
　　雖然姜貴在四○年代曾嘗試過小說創作，但他一直要到移居臺灣後，才真正成為專業作家。我們今天讀他的作品，也許會輕易的將其歸為老掉牙的「反共小說」之流，事實不然。姜貴的小說雖毫不掩飾批共反共意圖，卻較一般的口號文學複雜太多。

　　姜貴的《重陽》寫的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夏寧漢分裂與清黨的往事，以革命青年的歷練與墮落作為情節骨幹。故事中的主人翁洪桐葉是國民黨先烈之後，因家道中落，淪為上海法國洋行買辦的學徒，工作辛苦，所得卻不足以養家。適值洪母染病，告貸無門。一神秘青年柳少樵即時出現，為洪解圍，兩人遂迅速成為好友。柳實乃共產黨徒，他藉此機會不只是吸收，更是吸引了洪。洪柳二人所發展的同性戀關係是《重陽》的一大主題。對姜貴而言，洪桐葉尾隨共產黨人，非但是意識形態的墮落，也是身體欲望的墮落。

　　《重陽》的重心是武漢國共聯合政府轄區內，種種驚世駭俗的事件。洪、柳以協助北伐的名義來到武漢，柳搖身一變，成了政府中的左派小頭頭。他策劃工運婦運、鼓動罷工搶糧，無惡不作。柳同時也是淫邪的雙性戀者。在洪桐葉外，他迫姦了洪母及洪妹，最後又搭上了自己原配妻子的女佣白茶花，一個醜陋的大腳婦人。柳與白這兩人一搭一檔，為所欲為，直把武漢鬧得一無寧日。國民黨實行清黨後，武漢大亂。洪在亂中為柳謀殺，而柳則與白茶花逃之夭夭。

　　姜貴把政治情欲化，或把情欲政治化的傾向，在《重陽》的第一章即可得見。洪桐葉受僱於法國商人為學徒，不僅為公事疲於奔命，還得為老闆夫婦整理家事，清洗污點斑斑的褻衣。洪後來更受命學習修腳術，好為太太服務。日久生習，洪竟對老闆娘的腳，產生愛戀。修腳不再是苦差事，反成為滿足他性幻想的古怪儀式。姜貴對戀足癖的描寫，並不僅於此。《重陽》中另有一名英國無賴，專事對中國婦女的纏足風，大事蒐奇。而我們也記得，小說中的首惡柳少樵迷戀白茶花，不為別的，竟是為的她那一雙既大且扁又跛的天足。

　　柳少樵吸引洪加入共產黨，不僅介紹他看馬列宣傳書報，也同時附贈性學博士張競生的《性史》。政治的墮落必須與性的墮落等量齊觀。姜貴牢牢抓住這兩者的對應關係，在《重陽》中發展了一複雜多姿的象徵體系，為現代中國小說所鮮見。對姜貴而言，我們的身體正是禮教與意識型態最後的戰場。性氾濫及性扭曲反映了整個社會法理制度的崩潰，而其後果的恐怖，十足駭人聽聞。小說開頭的戀足癖描寫只是熱場戲而已。之後虐待狂與被虐待狂、通姦、強暴、同性戀、窺淫癖、暴露狂、穢物癖，乃至（嘲仿式）亂倫的例子，處處可見。在一個道德政治混亂的時代裡，沒有一個人能潔身事外，而女性所受的禍害，尤其慘烈。書中所有的處女角色都喪失了她們的貞操，而尼姑、寡婦、丫頭等「被壓迫」的女性，又都被強迫參加擇偶大會。武漢政權以解放婦女為主要號召之一，但在柳少樵這幫人的導演下，卻演出了仇視蹂躪女性的瘋狂嘉年華會。

　　是的，在無所忌憚的原始欲力指使下，《重陽》充滿一種反常的亢奮狂歡氣息。姜貴對大革命的看法是群醜跳樑，倒行逆施。姜貴同期的許多反共作家，也抱著同樣輕蔑嫌惡的態度來看共黨革命，但少有人如姜貴般，寫出共產這個「玩笑」中的殺機，革命這場「胡鬧」中的血腥。他的主要角色，個個如上了獸欲之弦的機器人，橫衝直撞，絕不稍歇。當政治激情成了畸情，革命也真成了要命的遊戲。

　　由這一觀點來看，柳少樵是個極成功的反面人物。柳原出身世家，自響應革命大業後，他的作為即極盡驚世駭俗之能事。新婚之夜，他強暴了新娘，之後即棄如蔽屣，反與女佣白茶花戀奸情熱。柳愛女人，也愛男人。他與洪桐葉一度難捨難分，食同桌、寢同床。但洪犯了錯，柳卻大事體罰，彷彿在凌虐中，又另得快感。這段感情並不能阻止柳對洪母及洪妹的覬覦。兩位女性先後為柳所強姦。柳少樵其貌不揚、憊懶下流，但姜貴卻看出其人的無窮魅力，引得了一群又一群的角色，如飛蛾撲火般甘為其役、甘為其亡。武漢政府垮臺時，共產黨徒四散，柳也適時結果了洪桐葉一命。夏志清曾指出姜對革命家及色情狂一視同仁，因兩者均有絕難饜足的（政治或身體）欲望，對人生百態，卻殊少同情寬貸。觀諸柳少樵的行徑，信然！

　　《重陽》的書名指的是陰曆九月初九盛暑已過，秋風將起的時節。回望二十七年夏天的一場荒謬風暴，姜貴但願秋天能帶來冷靜與警醒。但秋風秋雨能不勾起姜貴蕭索蒼茫的感慨麼？除此之外，我也懷疑書名影射了書中兩個男主角以至兩個政黨的畸戀關係。《重陽》者，「重」「陽」也。對姜貴而言，洪柳的關係乖離常道，而武漢國共聯合政府也是變態的政治存在。

　　姜貴自謂是個保守的右派作家。然而細讀《重陽》，我們不禁要對他將政治色情化的寫法，暗暗叫絕。即便保守，他也絕非等閒的反共作家。他小說中身不修、家不齊而國不能治、天下不能平的論式，暗合古典小說常見的教訓，而走的路線卻是反諷托喻式的。就此我甚至要說姜貴的寫法提醒我們重審《金瓶梅》、《野叟暴言》這類古典誨淫小說的政治意涵。《重陽》將情欲的兇險、政治的無常、家庭的瑣碎、革命的高蹈合為一談，使全書不再是一個「乾淨」的歷史小說。這一將歷史庸俗化的舉動，代表了姜貴與歷史對話的激進姿態，也間接暴露了五○年代多數反共或擁共小說故作「天真無邪」的教條真相。

　　本文摘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小說．清黨．大革命－茅盾、姜貴、安德烈．馬婁與一九二七夏季風暴〉

內容簡介：

讀者千呼萬喚，絕版超過30年的傳奇經典，終於復刻再現！

夏志清教授盛讚：「晚清、五四、三○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

葉子在變紅，重陽近了，
雖沒有滿城風雨，卻已是一年將盡的開始，
必將發生的大自然的悲劇方興未艾……

覺醒與沉淪可能只有一線之隔，他們就這樣輕輕地跨過了……

洪桐葉出身革命世家，在父親洪百厲去世後，他與母親、妹妹相依為命。為了負擔家計，洪桐葉中學畢業後，便在叔叔的介紹下，至洋行擔任學徒。洋行老闆烈佛溫不但要求洪桐葉學習法文，包辦公司大小事務，甚至還要幫老闆娘修腳。

洪桐葉雖然覺得辛苦，但為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只好咬牙承擔。沒想到母親卻在此時生病了，為了籌措醫藥費，洪桐葉向老闆請求預支薪水，卻遭到對方尖酸刻薄的羞辱。

就在洪桐葉近乎絕望之際，意外認識了柳少樵，並接受他的雪中送炭。柳少樵雖然家世富貴，卻極度反對封建傳統，將共產思想奉為圭臬。他的一言一行，對洪桐葉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刺激與洗禮。洪桐葉以為自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但他卻絲毫未覺，已經漸漸受到了柳少樵嚴密的掌控……

姜貴於1961年出版長篇小說《重陽》，這本書與《旋風》並列為他的生涯代表作。他以高超純熟的諷喻及象徵手法，透過洪桐葉與柳少樵兩名主角之間的依賴與牽制，刻畫民國初年共產黨與國民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衡的關係。姜貴將擾攘而蒼涼的年代凝結成一年將盡的重陽時節，而我們也在這場以「革命」為名的風暴之中，洞見最真實的人性。

序跋：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我在《今檮杌傳》（即以後用《旋風》原書名行世的那本小說）自序中寫過這樣幾句話：

　　民國十六年，我在漢口親眼目睹了共產黨那一套以後，第二年回到南京，那記憶歷數年而猶新。二十年，我寫了我的第三個長篇《黑之面》。我以為共產黨是屬於「光明的反面」的東西，必無前途可言。但在技巧方面，我卻並不滿意這一篇。過了些時候，逕把它付之一炬。

　　以後我一直想重寫一部，祗是沒有機會。當然沒有機會也就是沒有決心。而《黑之面》到底寫些什麼，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記憶。兩年前，偶步街頭，看見一家叫做「華的工藝社」的市招，才聯想起《黑之面》的女主角名叫「華的」。「華的」是女人的一種面飾，我們有時在西洋女人的帽子上看見插一根羽毛，現在婦人勒髮也有用與其髮色配合的羽毛的，「華的」大約就是那類的東西。往古男子出獵，獲得珍禽異獸，歸而以其羽或皮獻其所歡，用以市愛。婦人以羽為飾，起源大抵如此，而這就是所謂「華的」。《黑之面》寫些什麼，看了這個女主角的名字，也大致可以想像了。

　　共產黨注重階級利益。這個階級是由共產黨本身的暴力所形成的一個「新貴族階級」，而絕對不是所謂無產階級。這個新貴族階級，無視國家民族的利益，也無視個人的自由權利。時至今日，任何一個有良知的自由公正的人士，對此都已深知，用不著說了。

　　但它在十六年的武漢，實在早已經給我們看過「樣子」。如果舉國上下，都重視那個「樣子」，都重視他們在那個「樣子」中所表現的許多「過火」的舉措，作為一個前車之鑒，戒慎恐懼，積極的消滅共產黨所由產生的那些因素，則今日大陸必仍為自由世界所擁有，是可以斷言的。

　　蔣總統是反共的先知先覺。但三十年來，他一直受到國內國外許多有形無形的掣肘，而未能暢行其志。這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讀《蘇俄在中國》一書，真令人感慨萬端。

　　北伐期中在武漢所成立的「中央政府」，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頓挫」。《中國之命運》第四章第二節，蔣總統這樣說：

　　在這個時期，使中國國民黨的基礎幾至於破壞，國民革命的生命幾至於滅絕的事件，就是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汪兆銘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中及國民革命軍中積極的進行分化工作。

　　這個「分化工作」，在國民黨內部挑起了左右派系的衝突，在一般國民與社會之間，煽動社會革命的階級鬥爭，而民族的固有道德遭受鄙棄。蔣總統說：

　　狂瀾潰溢，幾乎不可挽救。乃復於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間……各地兵連禍結，閭閻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禍始，仍不外乎是由於這漢奸汪兆銘一手造成的所謂「寧漢分裂」的一幕慘劇而來。

　　此一「慘劇」，以後蔣總統在《蘇俄在中國》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五節中復作如下之分析：

　　共產國際第七次執行委員會「中國問題決議案」原是史達林的作品。史達林對於武漢政權的構想，就是要組織其為「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獨裁制」，簡單的說，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

　　民國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產國際以本黨國民革命形勢，北伐進展之速，實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僅利用武漢左派的組織，和聯席會議的名義，決不能與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達成其毀滅本黨，阻礙北伐之目的。此時他惟有力促汪兆銘由法經莫斯科回國。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發表其共同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這一宣言顯然就是史達林的決策之重申。

　　武漢以汪兆銘為首的「左派」中央黨部及其政府，其會議完全受共黨份子的劫持，其民眾運動的部門亦都由共黨及其同路人任首長。……駐在兩湖的國民革命軍，其各級政治部大抵為共黨份子所把持。各軍之間，更飽受共產黨的挑撥離間，彼此意見無法融和。

　　實際上，兩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

　　武漢的左派和中共的內部，到了這時，都發生了激烈的爭議。

　　武漢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們國民黨部來達到他赤化中國的目的之陰謀和野心，乃決定分共，而與中共決裂。

　　這一節書，小標題是「武漢左派的悲劇」。

　　現在，《重陽》所描寫的正是這一「悲劇」。

　　但我的意思，錢本三這個人物，並不代表「左派」。當時若干左派，以後幡然改圖，仍不失其為純正的國民黨黨員，無寧是值得贊揚的。而錢本三祗是一個投機份子而已。任何一個新興力量，都免不了有這樣的投機份子，問顯祗在看它能不能隨時刷掉他們，保持原有的質素，不趨於腐惡而已。一個健康的人，偶有癬疥之疾，不是可恥的事。國民黨十三年改組，十七年總登記，以至於來臺以後的改造，都有這種去腐生肌的作用，那是盡人皆知的事。

　　錢本三有三套本錢，樣樣生意他都可做。他也許有他自己的見解，但是他祗耽於接受現實，隨波逐流，而完全不知道「擇善固執」。他是那一時代的一個自甘墮落的「自我犧牲」者。他和洪桐葉實在是同一條路上的人，不過有幸與不幸之別而已。

　　這裏邊，也有幾位「友邦人士」，不如此不足以表現那個時代的綜錯複雜。我以烈佛溫和魏蒙蒂兩對夫婦作對照的描寫，以期「無枉無縱」。那時的租界，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為罪惡的淵藪。我不曾歪曲或強調這幾位友邦人士，也無意唐突他們。蔣總統在《中國之命運》第三章第一節裏邊說：

　　帝國主義者在各地秘密約活動，實為民國成立後軍閥混戰最大的原因。治外法權足以掩護其間諜和特務人員。租界租借地和鐵路附屬地等特殊區域，與列強賦有特權的鐵路航線，又足以供軍火的儲藏與販賣，似接濟土匪，助長內亂的便利。

　　蔣總統分析不平等條約對於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倫理、心理各方面的影響，亦涉及宗教。同書第三章第五節，於對基督教備致推崇之餘，又有這樣的話：

　　近百年來，基督教的教會，因為他有不平等條約的憑藉，享有特殊的權利，而且不注意中國國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視外人傳教為文化侵略。致其疑慮，甚至加以仇視和反對。

　　這些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所幸自不平等條約廢除之後，這些不正常的現象早已不復存在。而《重陽》在這一方面所描寫的極小的部分，用意僅在為小說作技術性的烘托而已。

　　「種族歧視」使基督教義為之黯然無光，而無由自圓其說。這是一個老問題。時至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許多地區猶在為這個問題爭論煩惱，以至流血，連自由民主的美國亦所不免。然則三十餘年前，當殖民主義風行之際，其情況之惡劣，可想而知。

　　歷史小說並不就是歷史，《重陽》的故事完全出於虛構。因此，如果以書中之人之事，證諸當時之實人實事，以求其所以影射，那就完全落空。

　　我的目的祗在重現那一時代的那一種特異的氣氛，給人重新感受，重新體會，用以「紀惡為戒」而已。或有人以為這個想法有近冬烘，而且為時已晚，我卻並不那樣悲觀。胡適之先生一再提及的「功不唐捐」，我相信那句話。

　　同時我也一直相信，共產黨一定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必須敢於分析它所由產生的那些因素，然後才能希望有辦法把它撲滅。詛咒與謾罵也許能洩憤稱快於一時，實則並無多大用處。至於「諱疾忌醫」，其為害之烈，更不必說了。

　　反共，需要冷靜，也需要智慧。

　　我出身於一個小資產的藥商的家庭，我習慣於承認以合理的經營求取合理的利潤，而要求享有不受干擾的個人的以至家庭的私生活。我的反共思想，以如此平凡的觀念為基礎。我不是一個勇猛的鬥士。

　　但《黑之面》以後三十年始有《重陽》，我自己仍深以為愧。面對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而我所不能忍受的卻是無邊的寂寞。

　　《重陽》於四十八年九月間開筆，歷時十九個月始脫稿。這並非我在加工製造，寫出什麼較好的東西來了，而是由於一暴十寒，屢寫屢輟。其中最久的一次停頓，達七個整月。

　　這實在太「不景氣」。

　　本書曾有原稿，無意行世。庚子歲尾，我在臺北小住南返之後，忽然發生了一種「醜媳婦終要見公婆」的想法，使我改變初衷，決定印刷成書，芹獻於讀者之前。而於交付排印時，倉卒間把它刪改成這個樣子。雖不至於面目全非，但個人感情，總以為今不如昔。

　　我曾經聲明，對於寫小說，我是十足外行。因此，在這裏，我不得不要求我所敬愛的讀者，當你讀這本小說的時候，務必請你不要忘記作者是一個外行。如果你能一直想著你是在讀一個外行人所寫的一本外行小說，那你就不至於太失望，作者及其所作也就能得到更多的原諒和寬恕，而不虞求全之毀。

　　那真是功德無量。

　　中華民國五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姜貴自序於臺南東門寄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