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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專業之死

　　無知在美國是一門邪教，而且源遠流長。
　　反智像一道綿延不絕的線，蜿蜒貫穿著我們生活中的政治與文化面，
　　至於滋養著這條線的謬誤觀念，則是：
　　民主就等於「我再無知，也可以跟博學的你平起平坐」。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一九九○年代初期，昧於愛滋病疫情氾濫的一小撮人，包含加州大學教授彼得．杜埃斯伯格（Peter Duesberg），選擇站在了幾乎整個主流醫療界的對立面。這群人主張全名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愛滋病成因並非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這種反直覺的挑戰可以是科學的養分，問題是杜埃斯伯格的信念並沒有任何證據，而事後也被證明是無的放矢。事實是在HIV被研究發現之後，醫師與公衛官員才知道要透過各種措施避免病毒感染，而這也成功拯救了無數條寶貴的性命。
　　
　　杜埃斯伯格的這場鬧劇原本可以乖乖地被科學研究收服，畢竟歷史上的科學發展原本就不乏這類兩步路就踢到鐵板的妖言惑眾。惟以此例而言，這則胡說八道被一名國家領導人給注意到了，結果災難也一發不可收拾。當年貴為南非總統的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聽到這種說法像撿到寶一樣，他把雞毛當令箭地跟著喊愛滋病的起因不是病毒，而是營養不良或身體不夠強壯等其他因素，由此對於外國提供藥品或各種形式的協助要遏止盛行於南非的HIV病毒疫情，這位總統都一概敬謝不敏。到了二○○五年前後，塔博主政下的南非政府雖然終於把姿態放軟，但傷害已經造成。按照哈佛公衛學院裡的醫師群估計，塔博執迷不悟的代價是超過三十萬條人命逝去，外加約三萬五千名愛滋寶寶的降生，尤其後者完全是一場莫須有的悲劇。可怕的是塔博直到今日，都還覺得自己是個先知。
　　
　　聽到這個案例，很多美國人可能對其無知的程度嗤之以鼻，但他們其實也不應該對自己的能力太有自信。二○一四年，《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s）一份民意調查的題目是美國應不應該在同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啟動軍事干預。話說美蘇兩強是冷戰時期的宿敵，雙方都有百千枚長程核武護體，由此若這兩國真在歐洲核心地帶的俄羅斯邊境上擦槍走火（烏克蘭左邊就是波蘭，波蘭左邊就是德國），那恐怕世人就得開始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夢了。而且以今日軍武的殺傷力來講，這一打下去必然是生命財產與人類文明的浩劫一場。但即便輸贏這麼大，受訪者還是每六人才有一人——大學生的話則是每四個人平均不到一人——在地圖上找得到烏克蘭。烏克蘭可是全境都在歐洲的國家裡最大的一個，而受訪者答覆烏克蘭所在地的中位數誤差是大約一千八百英里（將近兩千九百公里）。
　　
　　地圖測驗答錯也就算了，地理本來就不簡單，但可怕的是即便完全不知道烏克蘭在哪裡，受訪者還是很樂於對這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大放厥詞。事實上，說大放厥詞還是客氣了：美國民眾不僅表達了強硬的觀點，而且許多受訪者還興致勃勃地覺得美國應該出兵。基本上他們對烏克蘭問題有多麼無知，對揮軍一事就有多麼熱情，這兩者完全是呈正比的關係。換句話說，最支持美國出兵烏克蘭的那些傢伙不是以為烏克蘭在拉丁美洲，就是以為這國家在南半球的澳洲。
　　
　　這讓人不禁要為這個時代感到憂心忡忡。我們處在人類歷史上最大量知識唾手可得的時代，但也是所有人最什麼都不想好好去學習的時代。在以美國為首的許多已開發國家裡，照理講都算得上知識分子的民眾竟對各種學識成就反唇相譏，面對專家的建言也往往是冷眼以對。不僅愈來愈多的素人欠缺基本常識，而且他們連基本的證據法則也不願相信，如何按邏輯去進行推論也不肯學習。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所冒的風險是讓人類辛苦累積了數個世紀的知識付諸東流，而讓我們得以發展出新知識的做法與習慣也難保不會被破壞殆盡。
　　
　　這絕不僅是我們面對專家時自然而然會產生的健康質疑。相反地，我擔心我們正眼睜睜看著「專業」這種崇高概念的死期來臨，我擔心谷歌、維基百科，還有部落格正一棒棒將專業與素人、教師與學子、真貨與假貨間的種種分野敲碎——換句話說，在專業上有所造詣跟一無所成者的界線，正在面臨崩潰。
　　
　　　 專業知識體系所遭受的攻擊，乃至於後續普羅大眾像出疹子一樣呈現的知識貧乏，有時候還滿有「笑果」的，甚而時不時會令人捧腹大笑。深夜脫口秀的主持人已經把這種無知當成笑料的提款機了，他們會發問來凸顯人對於成見的執拗，對於跟風的忠誠，以及對時事的欠缺掌握。比方說有民眾會強調自己絕對不吃麩質在前，又講自己不知道麩質就是吃麵筋在後，不過這種無知算比較無傷大雅就是了。說真的，像深夜秀主持人吉米．基墨（Jimmy Kimmel）那樣在「每日一亂問」（confusing question of the day）的企畫中進行街訪，然後看著路人一臉正經地對「柴契爾夫人缺席加州科切拉音樂節是否有利於北韓終止發射核武的決定？」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高談闊論，真的是用都用不爛的老哏。
　　
　　不過如今天遇到生死交關的問題，那我們可能就會笑不出來了。有人耍寶般地舉著反疫苗的大旗，耍出一堆猴戲，比說像金．凱瑞（Jim Carrey）或珍妮．麥卡錫（Jenny McCarthy）這些好萊塢的喜劇演員，他們的所作所為確實會讓電視新聞更有可看性，或者茶餘飯後開推特讀一讀也很有趣。但當他們跟一些不懂裝懂的名人或公眾人物抓著某些迷思或謠傳不放，開始宣傳疫苗之危險性的同時，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再度陷入麻疹與百日咳等傳染病的魔掌，而這些完全都是可以避免的。
　　
　　在號稱資訊時代的此時，這類「堅持無知」的蔓延與擴散不能簡單用無可救藥的愚蠢去解釋。很多人在動作頻頻與知識體系勢不兩立的同時，其在自個兒的小天地裡也是凡事得心應手的成功人士。就某個角度而言，這種狀況比純粹的無知更糟糕，因為這得被歸類成沒有根據的、莫須有的傲慢，這是一種一天天更自戀的社會文化在發洩怒火，這是不分青紅皂白、不明就裡地對任何一丁點不平等所展現出的不耐。
　　
　　我說「專業之死」，意思並不是專業能力的消亡，那些讓有些人是專家，有些人是素人的專業知識依舊健在於各個領域。不論時代如何變遷，社會上永遠會需要有人是外交官與醫師、律師與工程師、乃至於在各個圈子擔任專業人士。人類社會的日常運作，少不了活躍於各個領域裡的他們。要是摔了個骨折或是犯了法被警察抓，我們得召喚醫師或律師的幫忙。要是得飄洋過海，我們絕不會懷疑機師駕馭鐵鳥的能力。要是在異鄉發生危難，我們也會第一個想到母國在當地領事館，我們會相信裡頭都是能做出專業判斷的外交官。
　　
　　不過這一類對於專家的依賴，是比較技術層面的。這代表我們把專家當成某種技師，而不代表我們跟個別專家或專家的族群之間能建構起對話。這只代表我們把專家的知識當成架上的工具，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因此面對醫生，有些人的態度是你就幫我在腿上縫幾針，但不要跟我說一堆三餐要怎麼吃才健康的大道理（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過胖）。幫我把稅算清楚，但不要跟我說什麼要立遺囑的事情（近半有孩子的美國人都嫌立遺囑麻煩）。幫我把國家守護好，但不要用國防預算的計算煩我（美國大多數公民都不知道自己國家每年花多少錢養武器跟美軍）。
　　
　　小至個人的飲食均衡，大到舉國的軍事預算，這種種判斷都需要有公民與專家之間的對話走在前頭。眼下的趨勢是，公民們愈來愈抗拒這樣的對話。對百姓們而言，他們寧可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資訊來做出各種判斷——我說的是他們有在乎到想要做出決斷的事情，不在乎的事情他們根本理都懶得理。
　　
　　同一時間的許多專家，尤其是學術界的專家，都已經放棄了讓大眾產生參與感的職責。他們已經撤守到專業術語的防線之後，接受了自己不受重視的結果。他們覺得跟圈內人交流比較輕鬆。至於卡在老百姓跟學術界之間，努力想要允執厥中那群人——也就是我自詡也是其中一員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則落得挫折感與日俱增，甚至有人會隨波逐流，變得跟普羅大眾一樣偏激，一樣憤世嫉俗。
　　
　　專業之死，不只是對於現存知識體系的排斥。基本上這是一種對於科學與理性思考的排斥，但沒有科學與理性打底，何來現代文明？這是一個徵兆，而一如藝術評論家勞勃．休斯（Robert Hughes）對二十世紀末美國的描述，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盲從心理治療而對政府政治充滿不信任感的政體」，美國人染上了「質疑權威」的慢性病，成為了「任由迷信宰割」的一群。我們繞了一大圈，又走回了前現代的老路。我們好不容易才從老祖宗的智慧可以填補大小知識缺口的蒙昧年代，踏上了高度仰賴領域分工與專業掛帥的快速發展之路，而如今我們卻又在後工業時代面臨到一個資訊導向的世界，一個所有公民都自認為什麼都懂的世界。
　　
　　素人覺得自己也是專家，真正的專家跳出來發表意見時反而被轟得滿頭包。有一群美國人會怒氣攻心，氣急敗壞地給專家們安上一堆罪名，專家在這些人口中會是「錯誤連篇」，會是在「訴諸權威」，會代表著令人膽顫心驚的「菁英主義」，更會是明目張膽地想要以漂亮的學經歷來捻熄「正牌」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對話過程。美國人現今的觀念是政治上票票等值，就代表著任何人關乎任何議題的任何意見也該在價值上無差別。這當然是一種謬論，但確實有不少人對此深信不疑。這是一種空泛蒼白的主張，一種對實質平等的錯誤信仰，這樣的想法顯然欠缺邏輯，動輒令人發噱，時不時還會造成危險。所以說我的這本書，會圍繞著專業二字來談。或者更準確地說，會圍繞著專家與公民在民主社會中的關係來談。我想討論的是專家與公民間的關係何以崩解，而我們每一個人，不論是專家或公民，又應該如何應對來將此危機化解。
　　
　　大多數人一聽到專業已死的質疑，反射性的回應就是怪罪網路。遇到自以為聰明的「奧客」，專業人士尤其容易點名網路是罪魁禍首。其實這樣的想法並不完全錯誤，這點我們後面會再講到，但這麼想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過度簡化。知識體系成為眾矢之的，早就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網路只不過是為其所用的最新工具。在沒有網路或網路尚未普及之前，一樣有人濫用電視、廣播、平面媒體與其他各式發明來發動攻擊。
　　
　　那有人會問說：既然這是個老問題了，我們現在大驚小怪有何意義？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要這樣大費周章地寫一本書，然後各位又得騰出時間來加以閱讀？我們目睹的究竟是「專業之死」，抑或只是知識分子邊緣人的正常的能量發揮？讀書人不就老愛覺得自己受到冷落，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自封為社會菁英，然後出來給都不聽他們說話的人一點教訓嗎？或許是每一回社會或科技變遷的周期告一段落，專業人士都會把內心的焦慮投射給普羅大眾；又或許這真的就是有些人書讀過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惱羞成怒然後過高的自尊心發作，就像我這個自認是菁英的教授。
　　
　　確實，專業之死有可能真的代表著社會在進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不再能獨斷獨行地把持知識，生命的奧祕不再隱藏在大理石建成的學術高塔之後，包括那些大多數人不得其門而入，但連有資格進入的少數人也會被震懾住的世界級圖書館。從前因為知識不普及，所以專家跟素人間的摩擦壓力不大，但那只是因為平民在知識的競技場裡面對專家明顯手無寸鐵，所以戰意也提不起來。另外就是在大眾傳播尚未興起的年代，社會上也不太多這樣的公共場域讓有膽識的平民來挑戰專家。
　　
　　直到二十世紀初，政治、知識與科學事務的參與都是門檻很高、很小眾的事情。當時不論是科學、哲學與公共政策的辯論，都是僅限於一小群男性高知識分子的專利，而且這些人還得具備一定的文筆。那段日子並不值得懷念，也不是距今真的有多麼久的美好時代。那個高中沒唸完非常正常、大學生鳳毛麟角、真正成為「三師」或專業人士的人口更是少之又少的時代，其實還在很多美國人的追憶射程之內。
　　
　　近半世紀的社會變遷，終究打破了種族、階級、性別的隔閡，這不只發生在一般的美國人之間，特別是在教育程度有落差的公民與具備高等教育在身上的專家之間，亦復如是。愈來愈多人加入議題的辯論，代表著眾人的知識水準可以拉高，但這也代表社會間的摩擦會加劇。義務教育變得普及、女性與少數民族獲得賦權、中產階級的興起，乃至於持續加速的社會流動性，都讓處於少數的專家與位居多數的公民之間在睽違近兩百年井水不犯河水之後，第一次產生了直接的接觸。
　　
　　只不過接觸的結果，並沒有讓雙方增加對彼此的敬意，反倒是讓美國人更不理性地認為沒有誰比誰更聰明。這種結果可以說是反了教育的宗旨而行，因為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要人謙虛，讓人知道自己不論得到了什麼樣的成就與高度，都永遠會有不懂的事情，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學海無涯是也，而我們如今身處的社會卻完全不是這回事。現代人學習可以說是淺嚐即止，而且不要說半瓶水，搞不好才一滴水就覺得自己滿到杯緣。這世界上有一種危險，就叫作「一知半解」。
　　
　　§　本書要告訴你什麼
　　
　　在後方的章節裡，我會介紹這個問題的幾種病灶，其中有些扎根於人性，有些是美國人特有的毛病，更有些是現代人、特別是有錢人免不了的文明病。
　　
　　在第一章裡，我會討論「專家」的定義，還有就是專家與素人間的衝突是否真的是種新奇的玩意兒。到底怎樣才叫作專家？遇到自身背景或經驗值以外的困難決定，你會去找誰給建議呢？（萬一你覺得自己從來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見，那恭喜你，就是你這種人讓我覺得這本書非寫不可）。
　　
　　在第二章，我會探討的是在美國，專家與公民間的對話，乃至於任何兩者之間的對話，何以會變得如此貧乏？大家不要自己騙自己，任何人只要一說起自己看重的事情，特別是講到自身深信不疑的信念與價值，我們都會輕則討人厭，重責讓人生氣到完全不想賞臉。社會上不少專家與客戶間的合作關係會出現阻礙與問題，經常都是因為基本的人性弱點在作祟，而在第二章裡，我們會首先來思考一下有哪些「天險」會妨礙雙向的溝通與理解。這樣思考過之後，我們便能仔細地去觀察二十一世紀許多特別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都吃過一種問題的苦頭，那就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種偏誤指的是人只會接受與自己成見相同，也就是能「確認」自己成見的資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經驗、成見、恐懼，甚至於是精神病，而這些包袱都會阻礙我們接納專家的建議。有人認為特定的號碼很吉利，任憑你是諾貝爾獎等級的數學家也沒辦法改變他的迷信；有人覺得搭飛機很危險，太空人或戰鬥機飛行員再怎麼拍胸脯保證也沒辦法安撫他的恐懼。而我們當中還有些人，雖然這麼說不太客氣，但就是資質不夠好，所以連自己錯了也不知道。這跟你是好人壞人沒關係，五音不全或畫畫是小學程度的人可多了。而就跟是有人是音痴，有人畫畫超醜一樣，很多人的能力斷點在於他們感覺不到自己的學識落於人後，他們沒意會到自己的邏輯有多說不通。
　　
　　教育原本的功能就是要讓我們體認到「確認偏誤」的存在，讓我們知道自身的學識有不足之處，進而能成為一個更有品質，更理性的公民。很不幸地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大學生跟家長都把大學當成一種差異性不大，讀哪間都一樣的商品。所以在第三章，我會討論何以高教普及會很弔詭地讓很多人以為自己變聰明了，但其實從學店裡買到的只是難稱有用的學位，外加由虛名撐起的一個幻象，那就是很多人大學畢業就覺得自己是知識分子了。學生的立場不再是求學者，而成了被教育產業追捧的消費者。由此他們學到的頂多是皮毛，但自信卻高漲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他們沒有培養出批判性思考能力。少了思考能力，他們自然也就無法繼續學習，也無法評估各種複雜的議題來擔任一位合格的選民。
　　
　　在科技與通訊管道日新月異的現代，人類知識的進步與傳播可以說突飛猛進，但這也有個壞處是讓人類的劣根性被放大展現出來。專業之死，固然不能全部怪到網路的頭上，但網路是罪魁禍首也是不爭的事實，至少在二十一世紀是如此。在第四章，我會檢視網路這個自古騰堡發明西方活字印刷以來，人類最大的知識來源。我會討論這個網路如何從一個捍衛知識體系的平台，變成了一個讓知識體系遭到炮轟的殺戮戰場。網路絕對是人類知識的寶庫，但偽知識的擴散與流竄也是網路所造成。網路不僅讓人變笨，還讓我們變壞：獨自一人在鍵盤前面，人就會戰，就會酸，沒有人要理性討論，也沒有誰願意聽誰說話。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裡，記者理應是無知與學習衝撞時的公正裁判，但現下的媒體已經不再是屬於新聞界，而是變成了「藝能界」。畢竟有需求就有供給，大家要娛樂，主播與記者就給你娛樂。沒有人想針對嚴肅的議題認真討論，那大家就來胡扯，就來鬼混。但這樣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關於這個令人冷汗直流的疑問，我們會在第五章加以討論。
　　
　　曾經我們對媒體的期望是給我們以真相，以新知，讓我們得以辨別真偽。我們曾期望媒體能深入淺出地讓我們掌握重要議題，畢竟大家平常為了生活，並沒有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追蹤天下事。但如今進入到資訊時代，專業的記者也面臨了全新的挑戰。比起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