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62年，中國與印度爆發邊境戰爭
2017年，中、印再度引發邊界對峙，緊張局勢看似一觸即發
《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作者拉赫曼眼中的兩大新興世界強權
如何在五十年來解決不了的邊界爭議上，體現兩國的歷史與地緣政治角力脈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啟訥專文評介
1950年代，中國與印度分別成為亞洲兩大獨立國家，兩國間就此開展了五十年亞洲大陸地緣強權的勢力競逐。中國對於印度東北各邦少數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英國殖民政府劃下的麥克馬洪線中印邊界爭議，以及九十年後中國欲借道緬甸取得通往印度洋的策略通道。透過政治運作、軍事衝突、外交折衝，在世界屋脊的大喜馬拉雅山區掀起五十年的陰謀、動盪、煽動與暴力。

在《中國的印度戰爭》一書中，作者柏提爾．林納援引近年解禁的中印戰爭軍事情報資料，四十年間在印度東北、中國西南及緬甸北部少數民族部落區域訪問好幾代武裝勢力的第一手經驗，寫下大喜馬拉雅山區中印鬥爭，以及各族群在動盪陰謀中求生存的掙扎。

1962年的中印戰爭對印度是場重大挫敗，不只是折損軍力，國家尊嚴受到重大挑戰，同時全世界也認定印度為挑釁者，中國僅是「防衛自家領土完整」。半世紀後，本書作者林納透過爬梳更多機密文件、史料與訪談紀錄後，將當時被認定是「邊界爭議」的軍事衝突，重新放置在兩大亞洲強權的歷史與地緣政治角力脈絡。

本書不只重新定位1962年中印戰爭的基調，柏提爾．林納更認為中印戰爭始終不單純是一段邊界爭議，當時在大喜馬拉雅山區掀起的國際角力，今日仍舊在緬甸北部、中印交界及印度洋區域持續演進。未來，中國與印度這兩大亞洲新興強權勢必爭奪亞洲甚至世界的發言權。

序跋：

【作者的話】前言與誌謝

　　我對喜馬拉雅邊界爭議的興趣始於一九六七年。當時我是個十四歲的瑞典少年，手寫一封信寄到斯德哥爾摩的印度大使館，詢問爭議的相關訊息；年紀輕輕就已經對國際事務深感興趣。我十分好奇，究竟邊界爭議是如何導致一九六二年那場短促卻傷亡慘重的戰爭呢？
　　
　　我收到一箱回覆，箱內有整疊的白皮書，其中包含了新德里與北京信件和正式聲明的複本，以及詳細的折疊式地圖，描繪出印度與中國各自主張的領土區域。我開始對區域地理有些了解，並從印度觀點建立了對衝突的基本認識：中國對喜馬拉雅地區發動了大型攻擊，印度是中國侵略的受害者。
　　
　　戰爭結果以印度大敗收場。然而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中國並未持續占有東部的占領區。中國將印度軍隊逐出多數爭議區域後，便沿著喜馬拉雅山脊，撤退到舊的實質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之後。儘管今日的中國官方地圖仍標示此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印度的行政管理與軍事人員卻可以重回這些區域，僅有在西邊的拉達克（Ladakh），實質控制線的微調傾向中國的利益。
　　
　　數年後，我在一九七○年代中期讀到一本書《印度對華之戰》（India’s China War），作者是澳洲英文記者奈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他針對這衝突呈現完全不同的觀點。馬克斯韋爾認為，雖然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是由中國發動攻擊，戰爭卻是因印度挑釁所起。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提出「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後，印度便沿著實質控制線建立一連串軍事據點，甚至越過控制線。
　　
　　馬克斯韋爾的論點基於一份外洩的印度機密報告，這份《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是由兩位資深印度軍官亨德森．布魯克斯中將（T.B. Henderson Brooks）和普里敏德拉．辛格．巴格特准將（Premindra Singh Bhagat）撰寫。報告內容當然支持馬克斯韋爾的論點，亦即這場戰爭是由印度所挑起，中國僅是反擊並重申中印邊界的領土主權。中國主要是尼赫魯敵意政策下的無辜受害者。
　　
　　同時，根據馬克斯韋爾的說法，印度對實質爭議區域並無主張之權利。這些區域只印在一九三○年代英屬印度政府單方面發行的部分（但非全部）地圖中，並於一九四七年後，全面印在獨立印度政府發行的地圖裡。在此之前的正式地圖中，英屬印度的北方邊界與中國地圖上所展現的邊界並無二致，兩者同樣位於阿薩姆平原的喜馬拉雅山腳丘陵。
　　
　　英國、西藏與中國代表於一九一三與一九一四年，曾在可俯瞰北印平原的高地上，時為英屬印度政府夏都的西姆拉（Shimla）召開會議，欲解決西藏地位及邊界問題。然而馬克斯韋爾、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及其他西方學者皆主張，這幾次會議並沒有共識，因為中國拒絕接受英國與西藏的提案。
　　
　　我當時認為馬克斯韋爾的書十分具有說服力；不僅文筆流暢、充滿細節，同時提供了詳盡的注釋。當我對此議題涉獵得愈深入，也發現這本書對許多的西方及亞洲學者、決策者影響深遠。
　　
　　毫不意外地，中國領導人對馬克斯韋爾的著作讚譽有加。在一九七一年北京的正式宴會中，中國總理周恩來與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由主桌一同起立，前往外國記者座位區。當時馬克斯韋爾也在那兒，周恩來上前向他致意，周恩來透過翻譯說：「馬克斯韋爾先生，你的書講出了真相，令中國受益。」
　　
　　就連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也印象深刻，在他的著作《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表明對印度的前進政策不予認同。馬克斯韋爾在二○一四年的訪問中表示，一九七一年《印度對華之戰》在美國上市時，季辛吉曾讀過此書。
　　
　　它改變了他（季辛吉）對中國的想法，並將書推薦給尼克森（總統），這些現在都記載在尼克森─季辛吉─毛澤東談話紀錄中（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季辛吉訪問北京時，周恩來傳給我私人訊息，說季辛吉告訴他：「這本書讓我知道可以跟你們打交道。」
　　
　　但進而廣泛閱讀中印衝突的相關資料後，我開始了解到，馬克斯韋爾對一九六二年戰爭一連串的因果事件描述，完全禁不起嚴格審視。首先，尼赫魯的前進政策是為穩定整條中印邊界，西起拉達克，東至東北邊境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過去為阿薩姆邦政府下的行政機構，現在屬於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此政策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新德里的會議中決定，此時離戰爭爆發不到一年。這會議由尼赫魯主持，與會者包含國防部長梅農（Vengalil Krishnan Krishna Menon）、情報局長穆立克（Bhola Nath Mullik）、外交部長迪賽（M.J. Desai）以及新任陸軍總司令塔帕（Pran Nath Thapar）。
　　
　　這顯然是場最高層級的重要會議。然而，會後下達軍隊的指令並非侵略性，而是「（在拉達克阿克賽欽〔Aksai Chin〕區域）盡可能由現有據點向前巡邏。此舉意圖建立防止中國持續前進的據點，同時掌握對方可能已於我國領土建立的任何據點」。而西段阿薩姆平原上已建立的新據點，僅駐有相對小型且裝備不足的軍力，並且多數來自準軍事組織「阿薩姆步槍隊」（Assam Rifles）。
　　
　　因此與其說是印度挑釁中國，更可主張為新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的侵略行為。一九五○年，中國派出數萬軍隊入侵當時仍為事實獨立的國家：西藏。此後，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之間不再有西藏扮演緩衝角色，雙方領土在歷史上首度直接接壤。
　　
　　一九五○年代，中國在阿克賽欽區域修築了一條公路。雖然中、印兩國皆宣稱擁有這塊領土，但此區明顯由中國管控，因為印度是在將近一年後，才發現了這條穿越阿克賽欽最高點、連接中國新疆到西藏的新藏公路。由於阿克賽欽除了氂牛游牧民外，並無任何定居人口，因此中國得以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建造公路。
　　
　　但西藏卻不同，其平民遭屠殺，佛寺僧院被毀壞。中國在西藏的鎮壓引發了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薩起義，最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鎮壓了抗爭行為，殺害數百名僧侶與平民，並導致上萬難民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前往印度尋求庇護。其中包含西藏的精神領袖：神王達賴喇嘛。
　　
　　中國在西藏起義前（特別是起義後）於西藏各地建立軍事據點，其中包含鄰近印度領土的區域。中國建造通往印度東方的新路，直達東北邊境特區的中印邊界上，這很難不令人認為，中國版「前進政策」（雖然並非如此稱呼）比印度版更加積極且具侵略性。
　　
　　馬克斯韋爾認為，中國決定攻擊的可能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因為印度在多拉（Dhola）建立哨所，激化邊界東段的緊張局勢。在此之前一切仍舊『平靜』」。根據某些地圖，多拉位於印度與西藏邊界的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北，此邊界是一九一四年英屬印度與西藏政府代表在西姆拉會議中同意的。當時中國代表只簽下開頭字母，但未正式簽署協定，因為中國並不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此議題後續未獲解決，也影響邊界情勢發展的正常化。
　　
　　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後，中國開始在麥克馬洪線對側與沿線進行各種動作，我不清楚馬克斯韋爾對此是否蓄意無視或一無所知。沒有任何嚴肅的軍事分析師會認為，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國對印度的大規模戰爭（或開戰前數日發生的戰鬥），會是在人民解放軍跨越邊界（東段的麥克馬洪線及三千公里外西段拉達克實質控制線），前一週或數週所做的決策。
　　
　　中國對這場戰爭的準備明顯遠早於一九六二年十月，甚至比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尼赫魯提出前進政策的會議更早。即使當地已有新建道路與軍事基地，仍需要運輸數萬名人民解放軍及許多噸補給，包含軍事重裝備，進入世界上最崎嶇難行的地理區域。毛澤東總共派出八萬名人民解放軍進入拉達克及喜馬拉雅山東側，發動對印度的攻擊，因此必須建立且穩固通往西藏後方基地的補給線。
　　
　　而跨過邊界後，中國軍隊明顯熟稔印度軍隊駐紮地的地形與地勢，並清楚如何發動攻勢。由於當時中國還無法獲取衛星影像或以偵察機得到空中影像，完全得倚靠在地潛伏的特務蒐集情報，在這種地勢崎嶇且缺乏道路的東北邊境特區，必定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不過中國特務潛伏對象主要是藏語社群，幾乎無法進入以非藏語部落為主的東北邊境特區大部分地方。
　　
　　因此，中國發動攻擊的區域有經過仔細選擇，而且實際上相當侷限，這與包含印度在內的多數研究認定不同。一般常誤解，人民解放軍穿越了東北邊境特區多數區域，並直抵巴魯克旁（Bhalukpong）低地，此地為現今阿魯納恰爾邦與阿薩姆邦的交界。巴魯克旁遭到棄守，人民解放軍與印度軍的最後交火，是在魯巴（Rupa）以南、靠近邦迪拉（Bomdila）的查庫（Chakhu）。在東部的人民解放軍並未超過瓦弄（Walong）太多；從中央區域入侵蘇班西里（Subansiri）與桑朗（Siang）的武力相對較弱。
　　
　　這些區域都有一個共同點，在地人口主要是藏語族群或使用藏語相關方言，是戰前得以進行人際情報收集的地區。當解放軍進入東北邊境特區，透過藏人翻譯，可與這些留在當地的居民溝通。雖然印度軍隊由東北山區的所有據點撤出，但解放軍並未進入由密什米人（Mishmis）、阿帕塔尼人（Apatanis）、尼伊希人（Nyishis）及其他非藏語部落為主的區域。由於戰爭開始前的謹慎計畫並未得到此地情資，這些部落可能被認定為具潛在敵意的敵方。
　　
　　中國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發動攻擊前，還採取了其他準備措施。印度軍隊的約翰．達爾維准將（John Dalvi）與部分軍隊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遭俘虜成為戰犯，直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才獲釋。他的著作《喜馬拉雅失策：印度最毀滅性軍事災難背後的憤怒事實》（Himalayan Blunder: The Angry Truth about India’s Most Crushing Military Disaster）記載了整段經歷。達爾維被俘送往另一側之後，得以觀察中國如何謹慎準備對印度的閃電攻擊。他發現中國已經建立可容納三千人的戰犯營，同時印度所有主要語言的翻譯員也於一九六二年三至五月間送往拉薩。遠在攻擊發生前，不僅有上萬名軍隊事先遣入區域熟悉邊界山脈高度，還招募數千名藏人挑夫，並沿著邊界建立臨時軍火供應站。更明顯的是，達爾維發現中國興建了一條可承重七噸貨車的道路，直上麥克馬洪線附近的馬曼（Marmang）。綜合種種觀察，達爾維最後寫下：「並非意外，更絕非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之後才決定。這是中國冷酷算計的謀劃之舉。」
　　
　　雖然做成最終決定的時間點，確實可能是在解放軍行動的前一週（從軍事策略角度思考的確說得通），但重要的是，印度軍隊在次大陸最偏遠角落建立哨站，實在與一九六二年戰爭毫無關聯。此事或許可視為託詞，即使如此也相當薄弱。毛澤東更在戰爭前後告訴尼泊爾與蘇聯代表團，重點從來不是麥克馬洪線或邊界爭議。中國認為印度對西藏有所圖謀，而後者在一九五○年代，正逐步納入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之中。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拉薩起義爆發後三週，達賴喇嘛正翻山越嶺前往印度，當時的中國政軍領袖鄧小平，明白在會議中表達了中國立場：「等時候到了，我們會跟他們（印度）清算總帳。」美國安全與南亞議題專家布魯斯．里德爾（Bruce Riedel）認為：「也許早在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就決定將對尼赫魯採取強硬行動。」
　　
　　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南亞分析師趙蔚文，曾在一九六二年戰後寫道：「印度熱切希望持續英國在西藏的事業。」而尼赫魯本人「則懷抱黑暗心理」。趙蔚文認為，這些因素導致尼赫魯在一九五九年表現出「游移不決的態度」。美中關係學者高龍江（John Garver）則引述他的話：「黑暗心理導致尼赫魯放任『反中勢力』不管，試圖在西藏煽動騷亂，以此『推翻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
　　
　　根據高龍江的研究，毛澤東本人也現身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會議，並表示印度「在西藏做壞事」，因此需要有所處置。毛更進一步告訴在場的中國核心領導，中國此刻不應公開譴責印度。相反地，要給印度足以吊死自己的繩子，「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國等待處理印度的時機到來，但首先需要邊界另一側的精確情報。
　　
　　中國情報行動專家尼可拉斯．艾夫第米亞迪斯（Nicholas Eftimiades）揭露，中國早在軍事侵略前兩年，已開始派遣特務進入東北邊境特區與其他區域。「透過潛伏在邊境公路盜匪、挑夫與馬隊中的特務，解放軍收集關於印度軍事作戰序列、地形地勢特徵，以及軍事戰略等情報。」艾夫第米亞迪斯指出，這些特務「隨後在攻擊行動中，引導人民解放軍穿越邊境區域 佯裝為藏人的低階軍官早已事先偵查行動區域」。
　　
　　「軍事侵略前兩年」，表示至少是在尼赫魯提出「前進策略」的前一年，因此「印度的區域行動挑釁中國出兵」此一說法就更難站得住腳。此外，經過數年準備後的最終行動日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更是精挑細選。此日期與古巴飛彈危機同時發生，而中國透過與蘇聯領導人的關係早已事先知情。隨著蘇聯在古巴布置飛彈，可以肯定美國必然無力旁顧遠在喜馬拉雅山脈中發生的戰事。
　　
　　由於當時中蘇關係逐漸惡化，蘇聯領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並未親自告知毛澤東，蘇聯正遣送飛彈前往古巴。如里德爾書中所寫：「直到開戰前兩天，毛才告知莫斯科，中國將與印度開戰。」然而，根據英國分析師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記載，當時中國駐莫斯科大使劉曉「提前告知北京赫魯雪夫的計畫，中國可能早已知曉，因為他們在古巴擁有極好的情報來源」。
　　
　　中國在東北邊境特區的情報蒐集工作，可能早在一九五九年鄧小平指示將與印度「清算總帳」前就已展開。根據一九五二年的一份情資報告，當時一個反對達賴喇嘛的西藏異議教派，被送入印度擔任「間諜與煽動者」。報告指出這教派「在（一九五○年）占領西藏的行動中，擔任（中國的）第五縱隊」。
　　
　　中國顯然正準備與印度進行一場長期衝突。然而，一九六二年之後卻轉成代理人戰爭，由印度境內的反抗勢力進行鬥爭。看似不可能的夥伴包含在印度極東山丘地帶的基督徒部落那迦人（Nagas）。那迦人在費佐（Angami Zapu Phizo）的領導下，高舉武器反抗新德里政府，並立即獲得印度頭號敵手，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此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