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限制級，未滿18歲請勿閱讀以及購買〉
‧此書由已故西藏奇僧更敦群培所著。印象中的喇嘛，應該是嚴守戒律、清心寡慾。天生反骨的群培，根據自身經驗，完成這部《西藏慾經》。文中從男女的身體形態，到交合時每一個步驟，做了詳細的描述及人性的見解，為世間難得精緻研究男女性愛的著作。作者雖生於重男輕女的西藏文化，但書中極盡體貼疼愛女性︰
「十三歲到二十五歲稱她是年輕女子。她應該被吻和擁抱；結識男人，她將體驗快樂。」
「因為丈夫太快射精，女人可能三年都沒有經歷一次高潮。一個男人如果不知道他的妻子以及終生伴侶的內在體驗，他不如去當個隱士。」

如此言論，不勝枚舉，對於新時代的男性在學習兩性親密相處上，有相當實際的說明及幫助。

‧與其將細膩的描繪視為情色，不如反思︰現今從宗教到一般社會，能如此直視性愛、並毫無偏見地進出探究者，實為少有。而學佛修行，終登大樂者，當是體悟包容人間所有；而執是非心者，又如能一切皆空，值得玩味。更登群更培直爽的表達︰

「使放棄了性愛，這個世界將在轉瞬間變成空。如果沒有人類，又哪來的和尚佛法？」
「只有富人才得到金銀財寶、車渠馬牛;其他所有的人，不論貧賤富貴，都可以在性愛中得到快樂。」

‧相對於自認開放進步的現代男女，更敦群培在性愛過程上的完整及淋漓盡致，反而顯得一般人制式的步驟、或者得靠奇異的招式或影片尋求滿足等，顯得粗糙乏味。更登群培讓人瞭解，純粹就雙方的身體，就有相當多值得探索享受的過程，性愛不只是既定的想像或壓抑過後的極端，而是身為人最美好又最基本的體驗。

‧本書參考藏密學者Jeffery Hopkins 92年英文版本翻譯完成。內附Hopkins為此書所做的研究，從作者生平至藏傳佛教的專有名詞、特殊法門，鉅細靡遺地介紹，一定可滿足好奇的讀者對此書各方的疑問，並有機會進一步認識更登群培這位離經叛道的西藏僧人，及神秘的藏傳佛教世界。

作者簡介：

更敦群培

離經叛道的先驅

更敦群培於1905年生於西藏東北安多省熱貢的雙朋西村（中國不將安多劃歸西藏自治區，在他們重劃的地圖上屬於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俗名仁津南嘉。他的父親阿拉嘉布是藏傳佛教寧瑪派（注1）的瑜伽居士，教他讀、寫、拼音、文法、詩和許多寧瑪派的儀軌。父親在他七歲的時候逝世，家產被貪婪的叔叔騙走。

他被認證是一個寧瑪派喇嘛阿勒吉札的轉世。在安多，阿勒意指一個聖者的轉世，即俗稱的祖古，吉札則是指他前世的祖廟。

十三歲時展現了才華，他創作了兩首回文詩，詩的結構複雜，在一個矩形中從各個角度都可以朗讀。他在熱貢寺剃度出家，從上師處得到法名更敦群培。

他在西寧外的貢布強巴林待了兩年，透過西藏的辯經教學方法，他研習了格魯傳承的因明學和認識論。辯才無礙使他日漸成名，在一次重要學位的考試中，他力辯群雄，辯論的是寺中教科書，十七、八世紀間著名的修行者蔣揚謝巴的著作，他批駁了蔣揚的觀點，所有強巴林的師生都被他辯得啞口無言。後來當更敦群培居住在中藏期間，蔣揚謝巴的轉世來到拉薩的一座寺院參訪，更敦群培擔心蔣揚謝巴會因為他批駁其前世而沮喪，特地前去見他並獻哈達以示敬重。這位蔣揚謝巴的轉世卻一點也不沮喪，當更敦群培進屋後，他立即起身相迎，直到更敦群培坐下後他才就座。

1921年更敦群培轉到一個更大的格魯派佛學院札西齊寺（拉卜楞寺），蔣揚謝巴於1710年創建，位於安多的東部（目前屬於甘肅省）。他因為滔滔雄辯以及不隨流俗的態度而更加有名，同時他也能製造機械動力船，橫渡札西齊寺旁的一個湖面。在此期間，他認識了一位美國的傳教士葛理畢諾神父，就住在寺院近郊的一個小鎮上好幾年了，在造船技術上給了更敦群培一些意見。

1927年，更敦群培二十餘歲，因為批駁學院教科書的事，在札西齊寺的壓力下，他轉到中藏拉薩近郊的哲蚌寺果芒札蒼，成為喜饒嘉措大師的門下。喜饒嘉措和十三世達賴喇嘛友好，在中共進駐西藏之後被聘為中國佛教會的會長以及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師徒兩人都很有個性，更敦群培經常挑戰他老師的教導，與他爭辯；而喜饒嘉措也不直接叫他學生的名字，只稱他的綽號「瘋子」。

更敦群培最後放棄上他的課，他說：「雖然喜饒宣稱要教我經典，但完全無法滿足我。不論他說什麼，我都提出辯駁，我們經常不知不覺就爭論起來。除了叫我瘋子以外，他從來不曾叫過我的名字。」

更敦群培還喜歡挑起和其他學者的辯論。一次他在辯經大庭中裝扮成不識字的督監，和著名的蒙古辯經師嘎旺雷登激辯，嘎旺後來成為果芒札蒼的住持。另一次，他以一個非常特殊的觀點反駁哲蚌寺羅色林學院的首席教授師，羅色林屬於哲蚌寺的另一個瑞布札蒼，與果芒札蒼並立，這位首席也被更敦群培辯駁得啞口無言。

他甚至主張沒有成佛這回事，導致一個憤怒的僧團毆打他，粗暴地逼迫他承認確實有成佛的存在──這個例子說明了格魯派的學院中，團體控制力限制了分析性的試探。更敦群培總顯現得不那麼容易受到外在的役使和屈服，而西藏的學者們卻認為他們的辯證是唯一清淨的，是不容修正和辯駁的，是大師的至理名言。顯然地，他花不多的時間在研讀上，就在他要應考格西學位之前，卻離開了果芒札蒼，放棄了高學位的虛榮。

更敦群培還喜歡繪畫，在果芒期間，他畫了很多素描當作「果腹」。1934年他和羅侯羅（Rahula Sankrityayana，1893-1963）同遊北拉薩時，也畫了不少。

為了尋找梵文的手稿，他們一起到藏北、尼泊爾、印度等重要的佛教遺址作朝聖之旅。羅侯羅後來成為他終生的至交，他是梵文專家，獻身於印度獨立運動，他也是印度共產黨員，經常到蘇俄旅行。1938年更敦群培隨同他返西藏回程考察六個月，之後他受聘於印度派特納的比哈爾研究會（Bihar Research Society in Patna），一直到1945年才回到西藏。海德‧史多達（Heather Stoddard）根據探險隊的攝影師方尼‧穆可吉（ Fany Mukerjee）所說而引述了一段故事：

我們談論許多有關藝術的話題。我受的是西方傳統教育，藝術是一種可以在片刻凝視中拾起並放下的活動，但更敦群培說藝術中最重要的是專注，心必須完全投注於對象之中。有一天，他開玩笑似的說，他將展示給我看他說的是什麼意思。他到市場買了一瓶酒回來，開始大口的喝，他不停的喝並一再問我臉轉紅了沒有，喝完最後一滴時他醉了。接著他脫光衣服坐了下來，開始作畫，他畫了一個完美的人物畫，從人物的手指尖開始起畫，以一筆連續的線條沒有間斷地回到指尖，完成了一幅畫。

這則簡單的故事傳達了一個意義，更敦群培喜歡酒、性、禪定和藝術。

在噶倫堡他與達欽巴布拉編纂了一本藏英字典，內容還兼及一些印度文的英譯。達欽巴布拉提供了一個給西藏青年聚會的場所，讓一些有改革思想而不得志的年輕人有個去處，這些青年當中包括：

‧邦達饒嘎：來自西藏西南康區的重要政治領袖，他和國民黨有政治和資金上的往來，曾把孫中山的一些著作譯成藏文。

‧巴布‧彭措旺嘉：堅貞的西藏共產黨員，1949年提出改革西藏政府的計畫，後來接受中國政府的一個高級官職，文革時期被冤入獄，1979年獲得平反。

‧圖敦貢佩拉：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親信隨從，因為具有影響力，在西藏的權勢被認為僅次於達賴喇嘛。1934年達賴喇嘛圓寂後，被忌妒他權勢的人放逐，他被放逐的日子選在藏曆十二月的第二十九天，這是藏人把過去一年所有的邪惡力量匯集起來驅逐出去的日子。他被帶到拉薩的市中心，被迫與他的父親對面而過但不得交談，他父親於先前遭到逮捕，並從另一方被帶過來會面，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懲罰。

這些人都醉心於改善西藏的現況並促進其現代化，當時的西藏處於一種不能容許改變和容忍歧異的氣氛，因為英國策動要繼續維持在印度殖民的地位，使得西藏的情勢更加保守。在我看來，他們普遍的西藏民族主義要強過與國民黨或共產黨結盟的意願，但不幸的是，由於恐懼外國勢力的入侵，更不能容忍多元思想，使得西藏政府和人民無法從這些青年領袖的才能和洞見中獲益。

更敦群培在錫金時開始跟隨一位基督教的老修女學習英文，經過一位錫金人更多的指導，他在六個月後通過一項入學考試。其後在羅列赫（George Roerich, 1902-1961）的邀請下，他與修女同行到印度的庫魯。羅列赫是蘇聯的政治流亡者，也是西藏、蒙古專家以及佛教徒。在庫魯，更敦群培和修女把法稱尊者的《釋量論》（Compendium of Teachings on Valid Cognition）譯成英文。更敦群培也協助羅列赫把非常重要的十五世紀藏傳佛教史譯成英文，就是著名的《青史》（Blue Annals）。

更敦群培在錫蘭的卡什維德亞皮斯學院研習巴利文，並在貝納拉跟隨庫努喇嘛丹津嘉措學習梵文。庫努喇嘛說更敦群培非常猛利，一本他要花好幾個星期才能熟記的經典，更敦只要一天就記起來了。更敦群培將卡利達薩的《羅摩衍那》從梵文翻譯成藏文，並翻譯了《薄伽梵歌》第十二章，這是讚頌梵天很長的一章，將其中的《虔信瑜伽》從梵文節譯成藏文。他還把整本巴利文本的《法句經》譯成藏文，也把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中的「智慧品」從梵文譯成英文，而且應西藏政府之請將英文的《軍事操典》譯成藏文。他用藏文寫了幾本哲學的書，包括唯識學派的理論、艱澀的因明論，以及非佛教的哲學。他還寫了四本醫藥方面的書，以及他旅遊考察的遊記和聖地指南等導讀的書。

1945年冬天，經過了整整十三年在印度以及六個月在斯里蘭卡的歲月，更敦群培回到西藏。在斯里蘭卡，他對於出家長老們的生活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拉薩以後，他為蒙古族的格西曲札工作，協助他編纂了一本最現代的藏文辭典，也透過貴族霍康家族的贊助，出版了西藏早期的歷史《白史》（White Annals）。

在拉薩，更敦群培也以他甚受爭議的詮釋方法教授中觀哲學。他的學生──寧瑪派的達瓦桑波，對於他的講授做了筆記，同時把更敦群培早期寫在紙片上有關《釋量論》的著作合編成一部《中論奧義疏：龍樹密意莊嚴論》，先在拉薩出版，1951年在噶倫堡出版。這本著作是批評宗喀巴大師對中觀哲學的詮釋。宗喀巴‧羅桑札巴是格魯派的創始者，是更敦群培早期受教的兩所學院──安多札西齊寺和拉薩哲蚌寺的精神導師。更敦群培警告過達瓦桑波，在他死後，這本著作會引起很大的爭論，他必須小心。

一位卜居於紐澤西的內蒙古學者格西葛登告訴我，他曾經在拉薩的街上碰過更敦群培，更敦帶他到一個屋內，非常平靜清晰地對他闡釋中觀哲學。雖然更敦群培看來有點酒醉，但格西葛登對於他的清淨澄明非常驚訝。這與他上回展示酒後作畫的禪定功夫一樣。

更敦群培對於宗喀巴闡述中觀哲學的批評是很細微的，他發覺宗喀巴在區別空與有這方面說得太深奧，尤其宗喀巴主張以空性來辯駁自性有。的確，宗喀巴認為只有完全了悟空性，才能真正的區別出空與有的奧妙，因此他堅持禪觀空性的第一步必須要清楚知道什麼是自性有，而它又是如何在心中出現的。宗喀巴的弟子們試著解釋其間的明顯區別，認為最初對自性有的認同只是一種自以為是的臆測，而非確切的認知。

然而，更敦群培的批評強調禪修時了悟空性之必要，不要滿足於口頭上賣弄一些自己沒有體驗的言詞術語。因此他主張，不論口頭上作了什麼樣的區別，一個人必須根據事實辯明空有，而不是製造錯誤，放著主要對象不管，去反駁個別的自性有。在這點上他認同寧瑪派的觀點以及格魯派的經驗主義學者，如江嘎‧羅貝多杰、貢塘‧恭卻登貝卓美、第一世班禪喇嘛洛桑秋吉格桑。

如同江嘎所說：

似乎他們放著這些實存的現象不管，而去尋找像兔角一類的東西來辯駁。

因此，更敦群培並非反對格魯派的一切學說，而是反對他們在概念的釐清上，並不根植於經驗的優勢傳統。然而，更敦群培在不自覺中傷害了格魯派學者的立論。在《龍樹中論奧義疏》起首的章節中，更敦群培以很長的篇幅，揭示了格魯學派所強調的「釋量」的本質，認為他們的論點過於獨斷。正如他在《西藏慾經》接近結尾時所說：檢視一個人的經驗，從小到老，我們的心態有多少的改變。信心怎麼能夠放入流行的概念呢？有時候即使看到一位天仙，我們也會感到厭惡；有時候即使看到一個老女人，也會燃起熱情。有些東西目前存在，但稍後可能消失，而一些新的東西可能出現。數目字是不能夠蒙蔽心的。

此外，格魯派嘗試解釋佛陀的平等心，有關「一念萬年」以及「芥子納須彌」的矛盾現象，他們說是因為佛陀的神通力才有此能耐。更敦群培說真正展現神通力的不是佛陀，我們無法把這矛盾的現象統一，是因為我們透過概念的心去思惟，自然無法理解一念怎麼可能有萬年之長。他建議格魯派的學者們最好去闡述佛陀證悟的洞察力，而不是侷限在凡夫有限的眼光。這是格魯派的標準態度，他們根據中觀的法則作為基調，拒絕接受佛陀、龍樹和一些論師們許多論述的價值，否定了空和有，以此解釋他們意圖駁斥的自性有。但是更敦群培反駁了中觀法則，認為實相的確是超越所有二元的主張。如同他在《西藏慾經》手稿行間的註記，談到「實相怎麼能與空性和大樂相矛盾」中說道：

有關靜（山河大地）與動（有情眾生）的究竟本質是難以言傳的，當我們從負面角度思考時，它是空性；當我們從正面角度思考時，它是大樂。空性不全然是負面的，而大樂是正面的。因此我們可能會質疑這兩者如何能在一個基礎上並立不悖，但是把它們放在二元觀念中，我們可能就不會感到害怕了。他在辯證上的訓練讓他明白邏輯也有它的限制性。他也批評執著於字面受到文化制約的淨土觀念：他說假使佛陀把淨土賜給了西藏，祂應該把淨土的文化也給他們，像是裝飾著奶茶的許願樹等。更敦群培並非虛無的相對論者，他說他並不是不相信佛，而是佛陀所說的話必須是信眾能理解。很明顯的，這個尖銳的、離經叛道的思想以及周遊列國的見聞，挹注了他文化相對論的概念，而這些卻是他的西藏同胞所缺乏的。

他的《龍樹中論奧義疏》是如此離經叛道，一些頑固保守的格魯派人士，雖然不能否定更敦群培的卓越才華，卻又不敢想像誰有如此膽識敢批判宗喀巴，因此轉而主張《龍樹中觀奧義疏》的基本觀點並不是更敦群培的，而是他的學生達瓦桑波的。這本書被非常嚴肅的對待，有三本批判他的著作也出現了：一本是他以前的老師喜饒嘉措所寫的《龍樹奧義略論：無畏獅子吼》；一本是旅印藏族學者哲美‧洛桑班丹所寫的《駁中論奧義疏的異端邪說》；以及另一本由哲蚌寺果芒札蒼的學者雲丹嘉措所寫的《答東妥的問難：駁更敦群培的龍樹中論奧義疏》。

更敦群培的政治見解同樣離經叛道，這給他帶來了麻煩。當他在印度時，和一些被驅逐的西藏政治領袖有來往，像是邦達饒嘎，他組織了一個「西藏革命黨」從事政治運動。更敦群培認同這個改革政治運動，這可以從他替這個組織設計黨徽中得到證實，黨徽是一把鐮刀、一把劍、一個織布機，他的行徑在西藏政府內比較保守的官員眼中看來格外刺眼。這個組織的藏文名稱是「西藏西部改良黨」，有點仿效中國對西藏的稱呼，在字面上為西部藏區的意思。因為這名稱呼應了中國主張西藏東部的兩省安多和康區已從西藏分治出去，因此這個政治運動已然冒犯了許多西藏政府的官員。

噶倫堡集團出版小冊子批評西藏的制度，這使得在印度的英國行政官署感到困擾，他們對該組織發出「退出印度」的通知。而一位西藏政府閣員的邀請，把更敦群培騙回拉薩，在進入錯那時即遭到監視。他只帶回一捲被蓋、一個爐子、一個小鋁鍋，和一只裝著書和手稿的黑色大金屬箱。他真正過著他自況是「安多的托缽僧」的生活。

1947年秋天，蘇堪召集了一個委員會議，他是1940年代晚期西藏噶廈政府最有權勢的人，表面上指摘更敦群培製造偽鈔，實際上卻是認定他從事顛覆的政治活動。蘇堪隨後指控他是共產黨員，另有謠言指他是蘇聯的間諜。更又甚者，他被捕的原因還包括應國會之邀草擬憲法，以及他在宗教上離經叛道的態度。噶廈政府擔心國民黨資助西藏革命黨。後來更敦群培解釋，他猜想英國政府讓噶廈以共產黨的名義逮捕他，是因為他的歷史觀點認定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她的邊界涵蓋到印度邊區，而英國卻認為中國的領土涵蓋西藏，意圖維持現有中印邊界的疆域。

當官方前去逮捕他的時候，他提出兩項請求：不能翻動他寫在紙片和煙捲紙上的筆記，那是他小心置放在房間內有關證明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書稿；他們要保密，為了照顧他的性需求，讓他保有一個真人一般尺寸的充氣娃娃（他曾經在娃娃臉上畫上一個游牧女的相）。但是，這兩項請求都沒有兌現。

噶廈政府執意看他所有的寫作資料，由於沒有一項能使他入罪，他們改而審問他，最後採取鞭打的刑求手段，更敦群培還是全盤否認他們的指控。雖然欠缺實質的證據，他仍然以罪犯之名關入大牢裡。在獄中，他和一名亞娃荷血統的女子過夜。

1949年，羅侯羅和羅列赫去拜訪蘇堪的哥哥，他是一位將軍，當時正在印度訪問。他們說服他讓更敦群培去寫一部西藏的歷史，同時告訴他善待更敦群培對西藏政府有利。他們說，當中共要占領西藏的時候，無可避免地，西藏政府可以利用更敦群培和中共的情誼。經過兩年四個月的牢獄之災，更敦群培在1949年被放出來，一身邋遢，穿著破破爛爛，非常瘦弱。

他受到的待遇是非常嚴酷的，在《西藏慾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