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劇場、民眾與文化行動被連結起來時,我們面臨了三項提問。首先,民眾是誰?而後,劇場知識人與民眾的對待。最後,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
民眾是誰?基本上,可以被劃為兩種狀態。一種涉及法國哲學家傅柯所言的「被當代資本與國家的神經系統所征服或安撫的民眾,到底如何抵抗的問題。」那麼,自外於這控制體系下,具備階級對抗位置的稱作「諸眾」(multitude)的民眾,又如何在劇場中,尋找文化行動的抵抗呢?舉例而言,在一個資源豐富的社區與在備受空汙脅迫下的台西村農民,展開庶民戲劇工作坊與表演,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歷。但,即便是後者,在失喪左眼的台灣社會,仍然很難是一種劇場所帶動的文化覺醒。更多的是底層農民的登台,在大眾傳媒中成為一股另類的風潮,驅動社會開展環境運動是階級運動的討論。
這時,滋生了階級處境的思考與實踐方案。並也進一步驅動我們展開田野調查的「蹲點」。我們總是透過「蹲點」,在實際的作為中,開展從自我到他者的參與式觀察。當這樣的作為漸漸讓隔閡消彌,並產生親近的關係時,他者的故事便形成彼此共同的故事。這時,我們開始思考,如何以劇場作為文化行動的可能性。故事,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由說故事的民眾親自搬上表現的空間,稱做舞台。
所以,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它能帶來「革命的預演」嗎?或者,較為真實的情境,就是創造「對話」的場域?可以說,在「後革命」年代,雖然革命顯得那般不入當代的鏡頭;然而,幽靈卻因此意欲表現徘徊不去的無所不在。然則,劇場的瞬間表現,並無法容下任何革命的教條。這無論在一個社會或團體的內部如此,就跨越區域所形成的團體而言,應該更是如此。在「革命」與「對話」的辯證中,兩者無法僅取其一而能生產進步的左翼劇場,這也形成亞洲民眾劇場在創造共同場域時,值得參照的核心價值。
作者簡介:
鍾喬
*1956年出生於台灣台中,原籍苗栗三義客家人。17歲,就讀台中一中時,開始寫詩。1980年代初期,研讀戲劇研究所階段,受教於姚一葦老師,並因初識陳映真先生,在他的介紹下進入<夏潮雜誌>與蘇慶黎一起工作,建構左翼國際觀與藝術觀。1986年,在投身底層寫作的年代,進入<人間雜誌>工作,連結藝術勞作與庶民生活對等的視線。1989年,從亞洲第三世界出發,展開民眾戲劇的文化行動,1996年組合<差事劇團>,巡演兩岸及亞洲各國,進行民眾戲劇的串聯。
*2017年台北市第21屆文化獎得獎人。
*第一屆與第二屆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