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低稅理想遇上國家財政告急，
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
當「通才型官僚」碰上「財經專才官」，
大唐帝國財稅體系的糾葛，也如火如荼的展開。
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自秦、漢以來就是通才型，直到唐代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而轉往局部專業進行。那些始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財經典籍，此時早已不管用，也因此產生創新空間，同時也遭遇「低稅理想」這種傳統文化價值的阻力。
低稅理想就像兩面刃，無限上綱的結果，固然可遏抑財經官橫徵暴斂式的胡作非為，但也可能使任何有創意的理財手段不得提出。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以此名義禁止開拓徵收商稅。
可是當國家遭逢戰爭、天災，或因皇家工程所導致的巨大人禍時，財經官或理財家總要從事一番彌補財政赤字或缺口的作為，這些作為會被士大夫集團的輿論視同干犯文化價值的財政手段，造成財經技術官僚終究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弄得內部烈火焚天，一百多年仍紛擾不定。皇權、官僚，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等因素盤根錯節，因而譜出了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型的出現，以及文化政治衝突這幕歷史大戲。
◎封面圖片：「乾元重寶」，理財家第五琦賴以解決戰時財政的利器，想以低價換回開元通寶，形同政府運用財務槓桿大套民間財利。這種政府搶民間錢政策收到一時解決財務赤字的效益。
作者簡介：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分裂的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2010）、《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志業：唐宋新聞傳播史》（2013）、《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沒有歷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爭史》（2020）、《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園林遊憩、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2020）、《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202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