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進展不僅因人類追求生活而改變，也因破壞而產生轉折。二戰期間科學為戰爭服務，不只是我們熟知的原子彈研究，就連最習以為常的「天氣」，也變為專屬國家的武器。當時各國的氣象學者發揮自身所學，為國家提供天氣預報，成為軍事活動的一環。
1944年中，美軍攻下塞班島，開始整建機場，以B-29型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飛向日本本土，進行轟炸任務。不久，海軍艦隊也開始突擊菲律賓、臺灣、沖繩的日軍基地，包括著名的臺灣沖航空戰。這時候，氣象情報就顯得非常重要。除了珍珠港、澳洲達爾文、阿留申群島的氣象報告以外，美方還利用了駐華美軍的氣象報告，以及國軍在東南沿海，由戴笠軍統局與美軍共同訓練的中美合作所氣象情報，更有軍統局潛伏在淪陷區、香港、菲律賓、越南、緬甸的情報人員所蒐集來的日軍氣象報告。
中國氣象事業的發展比較晚，從晚清透過傳教士的譯介，將西方氣象學傳入中國。民國建立以後，雖然在北京設有中央觀象臺，然而地方層級卻因為經費的考量，沒有辦法擴大觀測規模。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後，在留美氣象專家竺可楨的努力下，中國各地氣象事業開始有了新的局面。也隨著科學與武器的進步，為空軍這個新銳軍種帶來更強大的攻擊能力，但最為仰賴氣象情報的也是空軍。
抗戰爆發，氣象情報與作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氣象觀測部門需要大幅地拓展來適應戰局。特別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國與美國成為軍事同盟，美軍派遣專家到中國提供氣象技術援助，不僅改善了觀測的品質，也增進天氣預報的準確性。可以說，這時候中國的氣象發展，有著美國深刻的印記。
本書以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幾個機構—航空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中央氣象局、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做為分析對象，從國民政府的視角討論戰時中國的氣象事業，以「戰爭」做為推動力，了解其中帶來的氣象技術與制度變遷。
戰後的中國，也因為有了戰時的經驗，為氣象制度帶來嶄新的契機。
作者簡介：
劉芳瑜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現任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東亞技術史、戰爭史，著有《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