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野蠻人：《帝國的悲劇》導讀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翁嘉聲
晚期古代的出現
《劍橋古代史》第一版在一九二○年代出版時，最後一冊的最後一位作者貝恩斯（Norman Baynes）說：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亞宣布大公會議開始時，形同宣布古代史結束，以及中古史開始；他認為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信仰，改變了古代世界的文化。但一九七一年布朗（Peter Brown）發表《晚期古代的形成》（The Making of Late Antiquity），宣布在古代史和中古史之間有段「晚期古代」，是段基督教文明吸收轉化、因此保存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成果。這一舉將許多之前一直被認為屬於神學或宗教研究單位才會閱讀的大量教會史史料，如教父文學（patristics），一夕間轉變為古代史研究的絕佳素材，讓這段歷史蔚為學術顯學。庫利科斯基（Michael Kulikowski）《帝國的悲劇》（Imperial Tragedy: From Constantine’s Empire to the Destruction of Roman Italy (ad 363-568)）正是處理這段歷史的最核心部分。
這段時期也被稱為「晚期羅馬帝國」（Later Roman Empire），如研究這段歷史的開創之作，瓊斯（A. H. M. Jones）的《晚期羅馬帝國史》（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所顯示，大致是從三○○年到六○○年。這場學術的寧靜革命促成一九七○年代陸續出版的《劍橋古代史》第二版，將古代史延長到東帝國皇帝福卡斯（Phocas）垮台的六一○年。一些接受皮雷納（Henri Pirenne）《穆罕默德與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的人，更相信伊斯蘭文明的崛起才是真正宣告古代世界的結束，而將晚期古代更延長到八○○年。晚期古代無論何時結束，它的存在幾乎已成為學術共識。但即使晚期古代這斷代已然確立，一些舊問題仍餘波蕩漾，特別是當布朗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以千絲萬縷的綿延文化為重心的東帝國時，那蠻族在四七六年推翻西帝國，難道不是在西方終結了古代世界？
庫利科斯基《帝國的悲劇》繼續他上一本從哈德良談到君士坦丁王朝結束（一三八至三六三年）的《帝國的勝利》。但在《帝國的悲劇》他先倒退回二八四年戴克里先的改革，然後一路挺進到查士丁尼（五二七至五六五年）發動哥德戰爭，收復義大利，但旋即被隆巴底人在五六八年入侵占領，前功盡棄，滿目瘡痍，以悲劇作終。《帝國的悲劇》基本是部政治、軍事及外交的歷史。如果羅馬帝國在歷經二三五至二八四年黑暗時期的創造性破壞，打造出晚期羅馬帝國的新格局是種「勝利」，那這新格局的崩潰、瓦解及消失，則是帝國的「悲劇」。
晚期羅馬帝國史之所以複雜，是因為除了晚期羅馬帝國新格局有更複雜的組織架構及運作，以及帝國裂解為東西兩部所增加的複雜之外，另外還有基督教會崛起後，和帝國政治相互糾纏，再加上境外民族與帝國互動的「蠻族遷徙」（Barbarian Migration或Völkerwanderung）歷史，也成為晚期帝國歷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讀者在閱讀《帝國的悲劇》時，會面對比之前馬可孛羅「名家談古代世界史系列」（Profil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系列任何一冊還要更多、更歧異的議題，以及更多的官職及人名。另外，《帝國的悲劇》也是本論戰性（polemical）強烈的書，因為作者是多倫多大學戈法特（Walter Goffart）的學生，而多倫多學派堅決反對那被他們認為是「保守」、「右派」如希特爾（Peter Heather）護衛蠻族入侵造成羅馬衰亡的傳統說法。庫利科斯基在本書會辯論是羅馬衰亡才造成蠻族入侵，或甚至才停止了蠻族遷徙，甚至質疑羅馬是否「衰亡」，或是否值得一提。
由上而下的「主宰政治」
但首先我們要問何以晚期羅馬帝國有如此複雜的治理制度？黑暗時期（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前的羅馬帝國是個城邦世界。各城市的地方議會（curia）菁英在羅馬保護庇蔭下，複製羅馬的寡頭政體，為羅馬執行徵兵、徵稅等政府基本功能，並執行地方自治。羅馬則以約三十個兵團提供「羅馬和平」（Pax Roman），保證地方菁英能在安定的環境裡創業積財，享有地位及富貴；地方菁英則投桃報李，成為「願意的子民」（willing subjects），主動「羅馬化」，雙方一起攜手經營羅馬帝國這共同體。在九六到一八○年的五賢帝時期，根據如岡希（Peter Garnsey）等人的研究，帝國能以單一的政治中心，以不到兩百位官僚，來經營四、五千萬人口以及近五百萬平方公里土地，而其所依賴者便是各處地方菁英階級主動與羅馬中央合作。這由下而上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於我們更常見的頭重腳輕、由上而下的帝國治理方式。這解釋羅馬帝國在元首政治（Principate）時期，在官秩上相當簡略。
但這經濟且高效的系統卻在黑暗時期崩解。支撐原系統運作的地方菁英階級因為政治動盪和經濟困頓，無以為繼。軍營出身的戴克里先最後打造出晚期羅馬帝國的「主宰政治」（Dominate），由上而下來治理帝國的新格局。當皇帝一人無法獨力治理帝國時，便將帝國一分為二、甚至為四，但每個帝國所統轄的地區仍是百萬平方公里規模，於是再將各部分帝國細分為更多不同的層級（如總長轄區、管區及行省）及單位，便於治理。複雜官僚體系除了是為治理帝國，這種將組織及職權割裂細分，甚至是疊床架屋，也可預防潛在篡位者集中資源來挑戰皇帝。庫利科斯基在《帝國的勝利》中用「騎士化」（equestrianization）來形容這官僚系統的建立。這些「騎士」是帝國公僕，來源廣泛，除了傳統騎士階層出身者外，還包括從軍職生涯脫穎而出者，或受教育、有能力的各地人士，但刻意排除元老階級。他們出任各地皇家及國家財務官員，或在朝廷各部門及祕書處服務，且多憑能力升遷。帝國官僚系統朝著理性化、體制化的目標前進。朝廷透過各層級的治理機構，將控制滲透到帝國每個角落，落到每位子民，形成我們對一般帝國那種高度管制化的印象，包括職業世襲、農夫淪為農奴以及限用貴金屬繳納稅捐雜賦等等。
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軍隊。在黑暗時期前，羅馬沿邊界部署約三十個兵團，配合著其他由非公民組成的輔助兵團（auxiliaries），沿著道路系統迅速橫向移動，互相支援，應付入侵敵人，堵住破口。但黑暗時期，羅馬無法應對同時來自東方薩珊波斯以及多瑙河和萊茵河彼岸，多方外族幾乎同時入侵，於是改採魯拖克（Edward Luttwak）在《羅馬帝國大戰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Roman Empire）所謂的深度防禦戰略，將邊界兵團降為在地化的戌守部隊（limitatenses），提供預警、延緩及牽制入侵敵人，而改由中央野戰軍（comitatenses）來機動打擊消滅敵人。這種部署出現在不同的總長轄區（prefecture），也為晚期羅馬帝國（特別在西帝國）的軍閥割據布下引線。
當尤立安在波斯陣亡後，而帝國由瓦倫提尼安及瓦倫斯這對兄弟分別掌控西、東帝國後，中央是否有足夠力量掌控這複雜的治理系統，開始有不同發展。東帝國大體上因為擁有帝國將近三分之二人口，較健全經濟及稅收基礎（加上高加索新金礦的發現），以及容易以外交手段解決邊界問題，因此整個系統運作相對順暢。但在西方，中央政府掌控薄弱，稅基較弱，外敵更多，加上一連串失能統治者，使得各地軍區指揮官發展地方軍閥派系，或是自己圖謀篡位，或扮演造王的角色，或是和境內外的外族合作，最後造成西帝國最終的裂解。
所以晚期羅馬帝國的新格局需要強大皇帝運用龐大資源來運作這系統，但一般百姓需為此付出龐大代價，如三○三年「大迫害」見證人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 ca. 250- ca. 325 BCE）便批評越來越少、越窮的人要供養突然膨脹數倍的官僚及軍隊。所以帝國在黑暗時期後雖然再度復興，但卻像僅有一雙泥腿的鋼鐵巨人，十分脆弱。
基督教是分裂的力量？
在意識形態上，特別是宗教，也有類似潛在裂解的傾向。希臘化時代史學家波力比烏斯（Polybius, 200-118 BCE）在討論羅馬征服地中海時，稱讚羅馬人善用宗教或「迷信」來整合人民，但「一個教會、一個帝國」始終僅存於理想及盼望之中。
當君士坦丁在三一二年控制西帝國，宣布基督教為合法宗教（religio licit），旋即遇見大迫害後遺症的北非多納徒教爭，讓他親自領教基督教衝突的激烈，遠非帝國干預能輕易壓制。他在三二四年統一帝國時，又遇見另一個以天父天子本質是否「相同」或「相似」的教爭。君士坦丁鑑於之前處理多納徒教爭的經驗，決定在次年以召開大公會議代打，但適時出手干預發展方向，免得再次燙傷。
但他任內這兩次教爭其實凸顯出教會根本上的分裂：教爭在西方拉丁教會集中在教士紀律及教會性質上，特別強調神聖教會在面對世俗帝國的超然獨立性；東方希臘教會則因為是基督教發源於該地，主要神學發展皆以希臘文表述，且經過如俄立根（Origen of Alexandria）或迦帕多家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融合基督信仰與古典哲學，所以玄奧教義成為教爭重點，特別是人的理性（logos）要如何理解上帝的道（也是logos）。非洲多納徒教爭始終無解，甚至惡化為武裝抗暴，帝國卻束手無策。另一方面，《帝國的悲劇》涵蓋七次大公會議的前五次，但每次大公會議確定某種教義為正信後，除了製造一批批「異端」外，也引發下個神學爭議，而這又製造出更多的異端。
皇帝有時強迫反對者就範，甚至直接迫害，但亞流異端卻曾在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支持下，透過「哥德使徒」烏爾菲拉斯，傳到蠻族，結果除了可能尚未皈依的法蘭克人外，其餘幾乎都告解亞流異端，並在這些蠻族進入帝國內，成為他們和羅馬人衝突的來源之一。在四三一年被判為基督雙性論異端的聶斯脫里信徒，不是化身為帝國裡的地下教會，反抗帝國，繼續傳教外，便是在波斯或遠及中國發展。另方面，四五一年大公會議通過有關基督神人合一的迦克墩正信後，迫使敘利亞及埃及等堅信基督唯有神性的一性論信徒，逐漸與帝國分道揚鑣，削弱東帝國的治理系統。當查士丁尼在五五三年大公會議，想用「三章案」挽回一性論者，反而疏離原來的迦克墩正信者，最後兩頭落空，一切枉然。埃及及敘利亞後來在面對伊斯蘭崛起時迅速淪陷，有人懷疑這是否與激烈的一性論教爭有關。但這些例子似乎突顯出帝國接受基督教會，反而促使帝國在政治上更加分裂。
等待野蠻人
「泥腿」的帝國以及分裂的教會影響到帝國如何面對在境外叩門的蠻族。《帝國的悲劇》最具議論性的部分是討論蠻族入侵與西帝國的衰亡。蠻族遷徙中最具代表性，也被認為啟動整個過程的是西哥德人。他們進入帝國、建國的故事，所根據的主要史料是四世紀史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描述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戰役，以及六世紀約達尼斯（Jordanes）的《論哥德人起源及作為》（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簡稱Getica）。哥德人被認為發源於波羅的海，逐漸移向黑海北岸和多瑙河出海口間，並因為其他民族持續受匈人壓迫，在三七六年請求羅馬允許進入帝國避難。但羅馬官員處理不當（庫利科斯基特別強調沒依照「SOP」來全面解除武裝），最後失控；當東帝國皇帝瓦倫斯被迫擱置波斯戰爭，從安提阿趕來匆促應戰時，卻在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戰敗身亡，折損約三分之二東帝國野戰軍。巴爾幹半島陷入空前混亂，而西帝國束手無策（或袖手旁觀？）。最後西帝國皇帝格拉蒂安任命狄奧多西一世復出，收拾東帝國殘局；但新皇帝在戰爭進展有限下，破例接納哥德人成為境內「同盟軍」（foederati），由自己國王領導，開始這種「國中國」的情形，啟動裂解西帝國的自爆裝置。接著西哥德人兩次協助狄奧多西贏得內戰，犧牲慘重，但並未獲得適當回報，反而成為東西帝國政治角力的皮球，作為施壓對方的工具。四○九年冬天汪達爾人、阿蘭人及蘇維匯人跨越結凍的萊茵河，穿越高盧，進入西班牙，讓西帝國陷入更大困局，更無能處理西哥德人要羅馬安頓的請求，讓裂解過程又推進一步。西哥德人終於在四一○年石破天驚地劫掠羅馬。他們在南下西西里受阻後，轉而北竄，進入南高盧，甚至受羅馬委託，代為驅逐占領西班牙的前述三支蠻族。最後西哥德人在四一八年被給予高盧西南的亞奎丹安置，暫時結束這段從三七六年起的流浪生涯。他們形同代理羅馬治理當地，並在四五一年協助羅馬主政的阿耶提烏斯（Aetius），擊退阿提拉匈人的攻擊。他們在四七五年更將勢力伸向西班牙，建立強大王國，但在五○七年在武耶（Vouillé）戰役，被新崛起的法蘭克國王克洛維（Clovis）擊敗，退居西班牙，在此安身立命，直到八世紀被穆斯林滅亡為止。
對於上述的故事，我們在一些地圖上會常看到繪圖者使用一系列連續的箭頭，向我們標示西哥德人在各階段前進的地點及時間，彷彿這是同一支民族從出發地開始流浪建國的傳奇故事。類似說法亦被用於其他進入帝國的蠻族，如最後在北非定居的汪達爾人，或到義大利的東哥德人等。這圖像在一九六○年代以前十分流行，但也受到挑戰。但在二○○○年左右，一些與牛津大學有關的學者，重新挺身護衛這傳統立場。代表人物是《帝國與野蠻人》（Empires and Barbarians）作者希特爾。他使用更多資料來支持這傳統觀點，提供一幅大致如上、但更宏大、更嚴謹的圖像：羅馬帝國被一個個因為來自遙遠內亞草原民族的壓迫，而從黑海北岸被迫移動的不同日耳曼蠻族（西哥德、東哥德、汪達爾、勃艮第及法蘭克等），暴衝到羅馬邊界，撞倒帝國，最後在帝國境內建立不同國家；他將帝國衰亡看成像巨人被撞而倒地不起。這觀點十分「天啟」，強調這段歷史所具有的斷裂性：羅馬的結束是蠻族帶來的殘酷撕裂。他也確認蠻族移動的歷史真實性。西哥德人在顛沛流離中，雖然有不少其他民族加入，但因為始終有群相當數量的西哥德自由戰士，維持西哥德人的族群認同，保存語言及習俗，而這甚至從他們離開波羅的海的那刻起便是如此，直到定居西班牙被穆斯林消滅為止。
但從一九六○年代起，挑戰這圖像的論點逐漸受人重視，認為羅馬帝國轉變成日耳曼後繼國家其實是「發展」及「轉化」的結果。這新觀點的根本理念是歷史的連續性。他們認為五○○年前的日耳曼民族遷徙的文字資料原本就已經有限，五○○年後的更幾乎是一片空白，唯有依賴考古資料；但考古資料的判讀除政治干擾外，本身即是十分困難的事，模糊空間所在皆是。有人估計所有這些入侵的不同外族人數，加起來恐怕只有七十多萬，混入帝國四千萬人中，實在微不足道；且從生理學觀點來看，在如此長一段時間裡、在如此之多人當中繼續維持如此少人的血統，實在困難；即使語言及習俗等文化特徵持續存在，但現在這些已經被認為無法證明多少東西，因為如東帝國境外的阿瓦爾人，便被他們所統治的斯拉夫人所同化。
但是對質疑者來看，希特爾圖像最大的弱點恐怕是「政治不正確」，被懷疑夾帶種族主義的政治動機，特別是有些這種傳統立場的學者會特別強調西哥德人以及幾乎所有入侵帝國的民族，都被歸為「日耳曼」，更令人懷疑是否想藉著歷史來尋找日耳曼人曾有、因此該有的「生存空間」？以及充滿青春活力的日耳曼人理當取代已經耄耋衰頹的羅馬人？類似的論述也發生在那些支持大斯拉夫主義的人身上，但一樣令人擔心。
因此，例如，維也納歷史學派的學者，如波爾（Walter Pohl），認為西哥德之所以為西哥德，是因為在這長期的遷徙過程中，其領導階層保有穩定的「傳統核心」，但更加強調是一群人在這數十年、甚至百年流浪過程中，因為集體共享種種的歷史經驗，形成某種「想像的共同體」，出現「族群創生」（ethnogenesis），形成西哥德王國。簡言之，西哥德是一群人共同歷史經驗的成果，是從出發點到終點之間的旅程中，所凝聚、創造出的有「傳統核心」的新族群。
但庫利科斯基在《帝國的悲劇》認為即使這種借用人類學概念ethnogenesis來解釋蠻族遷徙，仍難以擺脫希特爾那種種族「本質主義」的嫌疑。他認為「西哥德人」這概念，正如古代希臘人、羅馬人使用「野蠻人」（barbarian）的概念一樣，是將自己的想像投射到疆界外的未知外族，就如希臘人用「斯基泰人」（Scythian）來指稱凡是在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以及用「野蠻人」泛指所有的非希臘人，這些純粹是希臘人自己的文化建構，與對方究竟如何無關。「西哥德人」的用法也十分類似，是古代史學修辭學的套式呈現（commonplace, topos），來呈現出現在某段邊境的外族，將那些已經在帝國邊疆社會居住好幾世代以及新近移民混為一談，都套上「西哥德人」的名稱。而他們認為這種心態也影響到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以及約達尼斯，認為其中有關哥德人的資料常只是史學的topos！
大致而言，希特爾那強調斷裂的歷史主要是傳統史學依據文字史料而產生的立場，但庫利科斯基強調歷史的連續性，依賴考古資料和人類學及社會學理論，是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所以這些不同立場的衝突也是不同學術立場對歷史現象解釋的衝突。對庫利科斯基而言，羅馬人在和「野蠻人」接觸互動後，由羅馬人賦予「野蠻人」自我認定的機會，也是「野蠻人」在歷經歷史起伏、最後安定下來時，「野蠻人」自己以此投射回到自己過去的歷史，因此是建構性，且是羅馬人為他們建構的。
但如果希特爾算是右派，隱含政治主張，那庫利科斯基的立場也和更激進的哈爾索爾（Guy Halsall）一樣，算是左派，而左派一樣帶有政治議程，例如他們對任何論述以「日耳曼」來形容這些移動的「族群」，都特別敏感、跳腳。也有人指出無論是維也納或多倫多學派的學者，都曾接受歐盟資助，藉由這種立場來研究這段歷史，以淡化掉民族主義色彩，提倡歐盟文化整合的政治議程。歐盟是否已經將自己視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