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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引領思潮的重要指標

《正義》哈佛教授桑德爾  睽違八年重磅新作

 

用思辨回應撕裂的世界，當前我們最需要的一本書

 

只要努力就有機會成功的社會，真的實現了平等與正義嗎？

桑德爾高聲疾呼：我們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價值。

 

直視當代社會最重大的課題與挑戰，

前所未見的反思角度與解方，在各國激起全新對話！

 

◎《衛報》2020年度最佳觀點好書

◎空降英國、美國、德國、荷蘭、西班牙、韓國、巴西暢銷榜

◎《彭博》《新政治家》《泰晤士報文學增刊》2020年度選書

◎朱敬一‧張鐵志  專文推薦

 

是什麼讓我們失去了一同思索重大公共問題的能力，甚至傾聽對方都有困難？

面對疫情危機，人們該如何才能同舟共濟？

 

當不同立場的人再也無法溝通，只能不斷撕裂；

當「成功者」與「失敗者」衡量價值的方式失去交集；

當人民愈來愈不相信政府，更無法信任觀點相異的人……

桑德爾認為，是我們看待「成功」的方式，讓社會陷入了前所未見的困境！

 

這是一個「贏家」與「輸家」截然劃分的年代，機會與命運，只會眷顧本就幸運的那群人，而「只要努力便能成功」成了天大的謊言。若你幸運擁有市場經濟重視的才能，便能往上爬；反之，只能跌落機會之梯。失敗者的憤怒與挫折感不斷醞釀，造成了民粹主義的崛起，人們在不同的立場之間撕裂對立，就連「贏家」也活得辛苦──這是當前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危機。

 

桑德爾細細爬梳這一切的根源，述說菁英才德思想是如何創造出平等的假象，帶領讀者深度思辨──我們究竟該如何定義「成功」，打造一個讓所有人都能擁有幸福與尊嚴的社會，甚至面對疫情的挑戰？他從三大層面提出擲地有聲的討論：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如何建立每一份工作的價值與尊嚴、重新反思成功的意義；並提醒我們保持謙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積極討論能夠讓社會更公平、更正義的具體作為。

 

這是混亂世局中，我們都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無論在政界、社群或是教室，我們都能夠藉由書中的思辨，一起提升公共利益，讓每一個人都真正擁有尊嚴和幸福。

推薦序 重新想像美麗新世界   ／張鐵志

推薦序 政治哲學不但不枯燥，反而能幫我們把事情「想透澈」 ／朱敬一

 

◎序言

面對全球疫情危機，我們不只需要醫療及科學專業，更需要道德與政治的重開機。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先了解我們的社會紐帶與互相尊重是如何逐步瓦解。本書希望闡明其中的過程與原因，並思考如何找到一條邁向共善政治的道路。

 

◎楔子：擠入窄門

在才德至上的社會，進入一流大學成了人人垂涎的獎品……這是怎麼回事？進入頂尖大學何時變成社會上的頭等大事，招生醜聞竟然連續數個月攻占媒體頭條？當能力至上的競爭變得如此殘酷，我們完全陷入了拚搏的泥淖，又會如何導致工作的尊嚴遭到破壞、反菁英的怒火燒得民主制度岌岌可危？

 

◎第一章  贏家與輸家

不斷強調我們要打造公平的才德世界，讓社會地位只取決於努力與才能，毒害了我們看待成功（與不成功）的心態。「制度只獎勵才能與努力」的想法讓贏家認為成功是自己掙得的，進而瞧不起不若他們幸運的人。當我們不再有能力將所有人視為命運共同體，才德至上的思維是否成了一種霸權？

 

 

◎第二章  「良善故偉大」：才德思想簡史

既然以才擇人是好事，合情合理，如此立意良善的原則為何會引爆強烈的不滿，甚至轉化了全世界的民主政治？才德至上從何時開始逐漸變成了毒藥？本章探究才德至上理想的黑暗面是如何埋藏在它最動人的許諾裡，深植在「人是自己的主人」和「操之在我」的應許中──只是，這個許諾沉重得讓人難以負荷。

 

◎第三章  向上流動說

桑德爾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觀察到，愈來愈多學生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是他們努力的結果；而過去四十年來，「才德思想」與「應得」成了公共論述的關鍵詞，一方面強調成功是個人責任，另一方面則描繪向上流動的願景：只要努力奮發，唯有才能與夢想能限制你爬得多高。然而，「向上流動」究竟從何時開始失去了激勵人心的力量？

 

◎第四章  文憑主義：最後的主流偏見

教育，真的是不平等的唯一解藥嗎？唯有取得大專學歷，工作才有尊嚴，才有臉在社會立足嗎？當這樣的政治論述侵蝕了民主生活，貶低了不具大專文憑者對社會的貢獻，加深了對低學歷者的偏見，最終引發了民粹反撲，我們該如何才能跨出第一步，逐漸化解這份不滿，讓贏家與輸家都能想像更好的未來？

 

◎第五章  成功觀

要思考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若你不曉得自己會生在有錢或貧窮的家庭，你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假設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上層或底層家庭，是有錢或貧窮，你會想要活在什麼樣的社會？「只要循規蹈矩努力工作，一個人能爬多高只由才能決定」──我們真的能相信這句話嗎？

 

...

 

◎分析民粹主義，要直視問題核心

 

桑德爾是哲學界的明星人物，是把政治哲學「科普化」的重要推手。桑德爾擅長平實呈現理論；尤其在討論民粹主義這種大家親身體驗的現象時，他的舉例、援引、文獻參照等，皆精采且具說服力。桑德爾引述柯林頓、歐巴馬、希拉蕊、川普等人的公開演講，再統計Google搜尋的「關鍵字出現頻率」，呈現出政治人物們的思考與盲點，以及其心底隱蘊的偏見，讀起來非常有共鳴。

 

 

事實上，美國有不少政治系教授（例如史丹佛大學的戴雅門、北卡教堂山分校的馬克．海瑟林頓及強納森．偉勒等）也都討論民粹主義對民主政治的威脅，但是相對於此書，皆失之膚淺。基本上，這些政治學者提出的建議就是修改遊戲規則，「不要讓那些討厭的傢伙選上」。但如果民主的真諦是「選民最大」，那就不能不去探究近五○％川普支持者的心理。

 

 

◎貴族世襲下「績效主義」的崛起

 

本書原文書名為《The Tyranny of Merit》，什麼是書中所談的meritocracy呢？Merit是指人的成績、績效、功勳等表現；一般認為它是個人能力與努力的結果。依績效敘獎、付薪酬，即是「績效主義」（meritocracy），在政治領域方面則形成「菁英政治」。績效主義對抗的傳統，正是年資至上、貴族世襲等，只看年資與個人出身的「落伍」思維。

 

 

但meritocracy也不是沒有壞處。這個字的創始原本有希臘哲學傳統，近代最早則出現在一九五八年英國社會學者楊恩的著作《菁英制度的興起》。楊恩在書中描述了績效主義普遍之後的弊病，而桑德爾有許多論點，都溯源於楊恩。

 

 

◎績效主義的「陰暗面」

 

依桑德爾的解析，績效主義有以下幾點值得反思之處。

 

 

一、績效主義著重依績循賞。這代表因自己努力而得到較高報酬，是應得的（deserved），是一種社會爬升的動態平等概念。因此，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的靜態不平等，績效主義者並不關注。例如，一九七○至二○一七年，美國公司CEO的平均薪水從一般員工的三十倍，成長為三百倍。顯著的倍數膨脹，與大幅趨向不均的社會所得分配，績效主義者並不認為是個問題。但是整體社會卻有不同感受，形成菁英與社會大眾之間日趨嚴重的疏離感。

 

 

二、績效主義也許趕走了貴族主義。但是後者真的比較差嗎？假設在貴族社會有十分之一的貴族，十分之九的窮人，績效主義社會的比例也一樣，有十分之一的績優者，十分之九的落後者。桑德爾問：你想出生在哪一個社會？我們也許會理所當然地回答：績效社會。但是桑德爾提醒我們：貴族社會的下籤，完全表示「運氣不好」，「那個傢伙是貴族只是因為他生在貴族世家，好狗命，神氣個屁啊」！但是若在績效社會抽到下籤，表示的卻是「我的能力與努力不夠」。於是，績效主義將低薪勞工標籤化了。別人認為他們是後段班，他們也自認為是魯...

◎序
二○二○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美國和許多國家一樣措手不及。儘管公衛專家前一年才警告病毒可能蔓延全球，中國一月和病毒陷入苦戰，美國仍然欠缺抑制病毒散播的普篩能量。隨著疫情蔓延，確診人數暴增，這個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愕然發現，他們連醫護人員需要的口罩及防護裝備都無法充足供應，醫院和政府部門為了搶到救命的檢驗試劑與呼吸器而你爭我奪。

措手不及的原因很多。總統川普無視公衛顧問的警告，在疫情初期的關鍵幾週刻意淡化危機，於二月下旬堅稱「一切都在我們掌握之中……我們處理得非常好……疫情很快就會結束」；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發放的首批檢測試劑有瑕疵，事後補救又拖延太久；數十年來的產業外包，導致美國的醫療口罩與設備幾乎完全仰賴中國和其他外國廠商進口。

然而，面對這場大流行，美國不僅在後勤上缺乏準備，道德方面也無所適從。疫情爆發前，美國已經深陷分裂多年，從經濟、文化到政治莫不如此。社會不平等與文化衝突數十年來愈演愈烈，最終於二○一六年引爆了民粹反撲，促成川普當選。而川普遭到彈劾後（但未因此下台）不久，就遇上了這場美國自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事件以來的最大危機。儘管如此，共和與民主兩黨對立依舊。認為媒體正確傳達疫情資訊的共和黨支持者比例極低，只有百分之七；相信川普發言可靠的民主黨支持者更只有百分之四。 政黨間的嫌隙不斷惡化，偏偏病毒就在這時來襲，需要全民團結才足以對抗。但除了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國家能做到這樣的同仇敵愾。政府呼籲人民維持社交距離，放下工作待在家中，甚至強制執行，使得無法遠端工作的人被迫失去工作與薪水。病毒對年長者威脅最大，但年輕人也可能受害；就連本身不受影響的民眾，也可能有爸媽或祖父母要操心。

疫情蔓延讓我們在道德上重新察覺人的脆弱與互相倚賴。政府官員和廣告商自然而然搬出了「我們都在一條船上」的口號，但喚起的卻是出於恐懼的團結，因為害怕病毒擴散而「維持社交距離」。公共衛生專家呼籲民眾一條心，在脆弱中互相扶持，方法卻是彼此疏遠，自我隔離。

面對疫情蔓延，這種「隔離式團結」是有用的。除了英勇的醫護和急救人員需要親身救助患者，超市店員和外送員同樣冒著健康風險送食物及日用品給居家者。專家告訴我們，保護手足同胞的最好做法就是跟他們保持距離。
然而，隔離式團結在道德上的矛盾處，卻正好點出了「我們都在一條船上」這句口號的空洞。這句口號不僅未能傳達所有人一起守規矩、一起勒褲帶的休戚與共感，反而碰上了近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與政黨惡鬥。市場導向的全球化不僅讓美國無法在國內生產口罩與藥物，更奪走了許多美國人的高薪工作與社會尊嚴。

與此同時，那些得力於全球化市場、供應鏈及資本流動的人，卻愈來愈不倚賴自己的同胞，既不需要同胞提供產品與服務，也無須同胞消費他們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這些全球化贏家的經濟生活與身分不再仰仗地方或國內社群，進而將自己和輸家區隔開來，維持著另一種社交距離。

這些贏家告訴我們，政治主張的區別不再是左右之分，而是開放與封閉之別。在開放世界裡，成功仰賴教育，仰賴提升自己，好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勝出。這代表國家必須保障教育機會人人平等，卻也顯示贏家往往認為成功是他們應得的；而機會如果確實平等，就還意謂輸家之所以落隊是自己的問題。

這種「成功觀」讓「我們都在一條船上」變得缺乏說服力。它讓贏家感覺成功是自己的功勞，輸家覺得贏家不把他們當人看。難怪全球化的落隊者會憤怒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