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第一部：反猶主義
第二部：帝國主義
第三部：極權主義
作者簡介
作者介紹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年10月14日出生於漢諾威，在馬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主修哲學和神學，她的老師們包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
1929年，年輕的鄂蘭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愛的觀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然因德國內部的反猶政策，使她無法在德國任何一所大學教書。1933年，在被蓋世太保短暫關押之後，鄂蘭流亡到巴黎，結識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並成為好友，也開始為Youth Aliyah（一個致力於將猶太兒童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組織）工作。1937年，她在巴黎遇見了海因里希・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兩人於1940年結婚，並於1941年移居美國。
1951年，鄂蘭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也奠定了她的思想地位。1958年，出版畢生最重要政治哲學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9年，鄂蘭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並陸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等處任教。
1961年，鄂蘭到耶路撒冷為《紐約客》報導艾希曼大審，後整理出版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被視為討論反猶大屠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年出版《過...
內容試閱
三、全面支配
極權體制下的集中營與滅絕營是作為實驗室來運作的，它所驗證的正是極權主義的基本信念：一切皆有可能。與此相較，其他所有實驗都是次要的（包括在對第三帝國醫生的審判中詳細記錄下來的種種恐怖的醫學實驗），即便這些實驗室的特徵就是會被用於各種各樣的實驗。
全面支配力求將人類無限的複數性（plurality）與區異性（differentiation）給編組起來，彷彿人性的一切都僅僅屬於單一個體；若想實現這種企圖，就只有讓每一個人都能夠被化約為由各種反應構成的永不改變的同一性，進而這些反應束（bundles of reactions）中的每一束，都能夠隨機與其他任何一束相替換。關鍵就是要製造出某種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一種類似其他動物物種的人類物種，它唯一的「自由」將會是「物種保存」（preserving the species）。極權支配試圖同時通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灌輸與集中營的絕對恐怖，來達成這個目標；冷酷地利用菁英組織來犯下暴行，彷彿已成為意識形態灌輸的實踐應用（亦即意識形態灌輸必須在此進行自我證成的檢測基地），而集中營的駭人景象則為意識形態提供了「理論上的」驗證。
集中營不僅打算要滅絕人、貶低人類存有者，而且還在科學控制的條件下，致力於陰森可怕的實驗，這些實驗旨在消滅表達人類行為的自發性本身，還想要將人的人格轉變成一個純粹的物件，轉變成甚至連動物都不是的某個物；我們都知道，巴夫洛夫的狗乃是一種扭曲倒錯的動物，因為牠被訓練成不是在飢餓的時候、而是在鈴響的時候進食。
在正常狀況下，這絕對無法達成，因為只要自發性不僅關聯於人類自由，而且關聯於生命自身，也就是單純維持生存，那麼自發性就絕對無法被完全消除。只有在集中營裡面，這樣的實驗才有可能進行，因此集中營不僅是「比現實更極權的社會」（盧塞語）而已，它們大體上還是全面支配的主導性社會理想。正如極權體制的穩定性取決於運動虛構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隔絕程度，在集中營裡的全面支配實驗，也要依靠將集中營封鎖、隔絕於外面的世界，隔絕於廣大的生者世界，甚至還隔絕於極權統治國家中的外部世界。這種隔絕解釋了為什麼所有來自集中營的見證都具有獨特的非現實性、都缺乏可信度，也構成了正確理解極權支配的的一大困難，這種理解會伴隨著集中營與滅絕營而存滅；因為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這些集中營才是極權組織權力真正的中心機構。
如今我們有許多來自倖存者的見證。它們越是真誠，就越不嘗試傳達那些超離人類理解與人類經驗的東西，也就是那種將人轉變成「毫無怨言的動物」的痛苦。這些見證中沒有一份會引發憤怒、同情，這類通常會將人們動員起來為正義而戰的激情。相反，任何談論或書寫集中營的人都仍會被視作嫌疑人；如果講述者決心返回生者的世界，他本人就往往會遭到攻擊，會被懷疑其本身的誠實與否，彷彿他只是錯將一場夢魘當成了現實。
對這些人本人、以及對他們的經驗是否符合現實的這種懷疑，只不過揭示出了納粹向來就知道的事情：決定要犯下罪行的人會發現，最好是以最巨大、最不可能的規模來組織這些罪行。不僅僅是因為如此會使司法系統下的所有懲罰都變得荒謬且無法勝任；這些罪行本身的無邊無際也會為殺人犯提供保護，讓他們可以用各種謊言來宣稱自己清白無辜，而且他還會比講述真相的受害者更容易取信於人。納粹甚至認為不需要獨享這一發現。在希特勒散播了數百萬本的書中，他表示謊言要成功，就必須大到無邊無際：這不會讓人們不相信他，這正如納粹令人作嘔地一再宣稱猶太人將會像臭...
極權體制下的集中營與滅絕營是作為實驗室來運作的，它所驗證的正是極權主義的基本信念：一切皆有可能。與此相較，其他所有實驗都是次要的（包括在對第三帝國醫生的審判中詳細記錄下來的種種恐怖的醫學實驗），即便這些實驗室的特徵就是會被用於各種各樣的實驗。
全面支配力求將人類無限的複數性（plurality）與區異性（differentiation）給編組起來，彷彿人性的一切都僅僅屬於單一個體；若想實現這種企圖，就只有讓每一個人都能夠被化約為由各種反應構成的永不改變的同一性，進而這些反應束（bundles of reactions）中的每一束，都能夠隨機與其他任何一束相替換。關鍵就是要製造出某種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一種類似其他動物物種的人類物種，它唯一的「自由」將會是「物種保存」（preserving the species）。極權支配試圖同時通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灌輸與集中營的絕對恐怖，來達成這個目標；冷酷地利用菁英組織來犯下暴行，彷彿已成為意識形態灌輸的實踐應用（亦即意識形態灌輸必須在此進行自我證成的檢測基地），而集中營的駭人景象則為意識形態提供了「理論上的」驗證。
集中營不僅打算要滅絕人、貶低人類存有者，而且還在科學控制的條件下，致力於陰森可怕的實驗，這些實驗旨在消滅表達人類行為的自發性本身，還想要將人的人格轉變成一個純粹的物件，轉變成甚至連動物都不是的某個物；我們都知道，巴夫洛夫的狗乃是一種扭曲倒錯的動物，因為牠被訓練成不是在飢餓的時候、而是在鈴響的時候進食。
在正常狀況下，這絕對無法達成，因為只要自發性不僅關聯於人類自由，而且關聯於生命自身，也就是單純維持生存，那麼自發性就絕對無法被完全消除。只有在集中營裡面，這樣的實驗才有可能進行，因此集中營不僅是「比現實更極權的社會」（盧塞語）而已，它們大體上還是全面支配的主導性社會理想。正如極權體制的穩定性取決於運動虛構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隔絕程度，在集中營裡的全面支配實驗，也要依靠將集中營封鎖、隔絕於外面的世界，隔絕於廣大的生者世界，甚至還隔絕於極權統治國家中的外部世界。這種隔絕解釋了為什麼所有來自集中營的見證都具有獨特的非現實性、都缺乏可信度，也構成了正確理解極權支配的的一大困難，這種理解會伴隨著集中營與滅絕營而存滅；因為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這些集中營才是極權組織權力真正的中心機構。
如今我們有許多來自倖存者的見證。它們越是真誠，就越不嘗試傳達那些超離人類理解與人類經驗的東西，也就是那種將人轉變成「毫無怨言的動物」的痛苦。這些見證中沒有一份會引發憤怒、同情，這類通常會將人們動員起來為正義而戰的激情。相反，任何談論或書寫集中營的人都仍會被視作嫌疑人；如果講述者決心返回生者的世界，他本人就往往會遭到攻擊，會被懷疑其本身的誠實與否，彷彿他只是錯將一場夢魘當成了現實。
對這些人本人、以及對他們的經驗是否符合現實的這種懷疑，只不過揭示出了納粹向來就知道的事情：決定要犯下罪行的人會發現，最好是以最巨大、最不可能的規模來組織這些罪行。不僅僅是因為如此會使司法系統下的所有懲罰都變得荒謬且無法勝任；這些罪行本身的無邊無際也會為殺人犯提供保護，讓他們可以用各種謊言來宣稱自己清白無辜，而且他還會比講述真相的受害者更容易取信於人。納粹甚至認為不需要獨享這一發現。在希特勒散播了數百萬本的書中，他表示謊言要成功，就必須大到無邊無際：這不會讓人們不相信他，這正如納粹令人作嘔地一再宣稱猶太人將會像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