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繪近二十年，甚至未來，影響台灣的關鍵力量——中國因素

巨蟒，形容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國。這個日益壯大的政權帶給周遭國家的，除了實質上的政經威脅，更有無所不在的心理恐懼，這種恐懼導致人們自我審查，甚至自動調整其行為。

「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2009年，吳介民在一篇文章中論及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的影響。但事實上，中國因素影響所及不僅是政治，舉凡族群、文化、宗教、社會、產業，無處不在；而其影響方式除了直接施力，也透過台灣在地協力者間接影響，其施作方式更為複雜、幽微，甚至往往更為有效。

本書從地緣經濟學入手，首先針對「中國因素」提出一明確可操作的定義，接著利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接下來，各章作者分別就其研究領域，剖析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除了具體描繪中國因素如何運作，指認出各領域在地協力者網絡的運行，讓「中國因素」有了更立體的圖像；也企圖分析「中國因素」在台灣引起的反作用力，甚或「台灣因素」的影響。

本書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strategic research site），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本書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提出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將近二十年來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同時也明確指出台灣社會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揭示我們仍有能動的空間與創意。

譯者介紹

【推薦序】木馬與鏡子／謝國雄

【推薦序】「中國因素」有了清晰的立像／顧爾德

【推薦序】台灣中國研究的另類靈魂探索／徐斯儉

【主編序】讀懂「巨蟒」發出的訊號／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

 

第一章　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吳介民

第二章　紅色資本的進擊／黃健群

第三章　中國因素與台灣教科書爭議／鄭祖邦

第四章　香港「愛國教育」的在地協力機制／葉國豪

第五章　陸客觀光的政治經濟學／蔡宏政

第六章　在台灣上演「一中」／伊恩（Ian Rowen）

第七章　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古明君、洪瑩發

第八章　中國情感，或佛教市場？／劉怡寧

第九章　基督教的跨海峽互動及其轉變／黃克先

第十章　新聞自由中的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黃兆年

第十一章　中國影響力對台灣媒體的作用機制／川上桃子

第十二章　新聞傳播領域中的反作用力／張錦華

第十三章　中國網路戰略的「進化」，與台灣的因應／李志德

 

【附件一】九Ｏ年代以來台灣教科書爭議大事記

【附件二】一Ｏ三「台灣史」課綱（一Ｏ一課綱微調內容）

 

台灣與中國關係大事記

推薦序

木馬與鏡子（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希臘史詩記載古希臘人進攻特洛伊城，久攻不下，利用木馬暗藏士兵進入該城，終於攻克。時間來到二十世紀，美國人類學家可馬洛夫夫婦（Jean and John Comaroff）講了一個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的故事。倫敦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抵達南非茨瓦納人（Tswana）的部落時，送給部落首領一面鏡子，人類學家的詮釋是這樣的：鏡中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將周遭的世界阻擋在外、將鏡中的意象回傳給本人，也將其自我從脈絡中剝離，並且裂解了原來連續的世界，而這將會重新塑造當地人——他們遲早會從鏡中看到基督徒的意象（這是傳教士的期望）。另一方面，茨瓦納人視傳教士送的鏡子是傳教士本人的延伸，會奪人魂魄並阻礙自我的繼續成長。
中國因素之於台灣，到底是攻入特洛伊的木馬，還是倫敦傳教士送給茨瓦納人的鏡子？或兩者皆是？身在台灣，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三位教授合編的《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提供了我們一個完整的架構來分析中國對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本書採取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密不可分，特別針對中國這個結合了列寧黨國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借市場之力，行政治之實」，而台灣則是掙扎在「市場的誘惑」與「政治的威脅」之困局當中。清楚界定「中國因素」之後，本書提出一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而台灣社會也對此做出回應。依據這樣的架構，本書各章作者分別剖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本書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strategic research site），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過去，我們辨識出日治時期的糖業資本與家庭農場的連屬，形塑了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戰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是由中小企業所組成的外包網絡擔綱，並創造了階級流動的機會；由省籍意識轉變為「四大族群，相互平等」的族群意識是各種社會力量角逐的後果，同時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動員；台灣作為「不完全國家」帶來的特殊國族認同與內部分歧。現在，吳介民教授等人邀集了目前台灣研究中國因素的重要學者，共同撰寫了《吊燈裡的巨蟒》，偵測並辨識出「中國因素」是近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的關鍵力量，未來可能還是如此，這是本書的第一個貢獻。
其次，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中國因素」）、提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本書將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這不僅是學術上的貢獻，也是一種社會實踐。
第三，不同於一般社會學研究著重於看似無法撼動的結構力量，本書明確地指出能動的空間，例如在面對中國各種「謀台」的作用力中，台灣社會產生了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反作用力最終是否有節制或者消解作用力，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即便在有如排山倒海的結構力量下，仍有能動的空間。揭示人類的能動與創意，特別是那些無法發聲弱勢者的能動與創意，是社會學的重要使命。...

名人推薦
 

本書從台灣核心價值與存在感出發，觀看兩岸政治變化。「中國因素」不僅關於台灣，且關於中國；不僅關於日常生活，同時涵蓋區域及全球；它既是當代政治，也是二十世紀以來東亞歷史鉅變以及戰爭的延續。

──張茂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召集人2010-2016年

 

在台灣的中國因素，已經是一個天天就在我們的身體、心理，與靈魂深處作用著的力量，時時刻刻與我們的周遭交雜、纏繞、拉扯、運作著。《吊燈裡的巨蟒》，標誌著台灣民主重塑靈魂，另一個開端。

──徐斯儉，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

 

「中國因素」工程最重大的意義是，在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之外，提供理性的分析，了解崛起的中國如何具體影響民主仍需鞏固的台灣，進而更理性而有效地因應。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如何偵測並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清代以來，台灣歷經中華帝國因素、日本殖民因素、美國因素，近二十年來則有中國因素。台灣社會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本書是台灣追求主體性的一大步，也是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

──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第四章　香港「愛國教育」的在地協力機制（摘錄）

三、中國因素及其影響

自二ＯＯ七年胡錦濤訪港以降，其精心布署的國民教育科在二Ｏ一二年遇到始料未及的激烈反抗，就此結果而論，公民社會似乎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至少特區政府已經宣布擱置相關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因此，反國教運動中的中國因素與其在地協力網絡雖然緊密而強大，卻似乎並非沒有反抗的可能。綜觀中國因素對反國教運動的影響有四。
首先，中國因素的影響會因議題而有所不同。法治與自由是香港民眾最重視的「核心價值」，相對而言，民主與市場經濟卻未必是，因此反國教運動之所以可以匯聚民意，乃是因為國民教育觸及了香港家長視其為子女教育的切身權益，直接影響子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因而甚至促使一些原本較為保守溫和的中產階級家長都選擇上街抗議。曾經在二Ｏ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發起「全民行動，反對洗腦」萬人遊行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其網頁中提到「如果你在孩子的課本上，看到令你悚然而驚、偏頗失實的國教教材；如果你在學校活動裡，留意到鼓動盲目愛國的環節；如果你的孩子，受到是否愛國的價值評核⋯⋯不要遲疑，請聯絡我們！⋯⋯讓我們連結更多家長關注事件，齊齊守護孩子」。其中，家長關注保護子女的心切情緒躍然紙上（在廣東話的語境就是「不要搞我個仔」），有律師與人權工作者因此認為國民教育屬於倫理、信仰與道德的範疇，依據國際人權公約及聯合國的人權標準，家長有權為子女選擇是否接受國民教育，或參與相關課外活動。然而，若是換成其他諸如政治改革或中港兩地經濟融合等議題，即使均涉及中國因素，相信未必會激發如此強烈的反彈。曾任教育署長，時任行政會議（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召集人的林煥光即曾表示，反國教運動已變成港人核心價值之爭，是「家長及教師懷疑政府講一套做一套，『掛羊頭賣狗肉』」。簡單地說，中國因素雖然強大，但若是涉及法治與自由的保障，在香港就會面臨激烈的抵抗，因此對於中國因素的在地影響，必須做出更準確與細緻的判斷。
其次，「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顯示，九七後的香港，中國因素及其龐大的在地協力組織逐漸擴張於各個領域。香港原本就存在傳統的「左派」親中力量（例如工聯會與左派學校等），但是長期以來是被邊緣化與壓抑的；如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清楚揭露出這些在地協力網絡是如何長時間地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傳媒、社團與中資機構等）擴張其影響力。「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發生於二Ｏ一二年，但早在二ＯＯ七年胡錦濤訪港後，陸續成立多個以青少年國民教育為主的社團即是一例。這些社團透過在地協力者，構建具有「隱匿」（invisible）和「默會」（tacit）性質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網絡，平常未必能為一般市民所認知，然而在中聯辦的支持，並取得大量的政府公帑資助下發展迅速，藉由舉辦交流活動對青少年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三，這涉及了在地協力網絡的執行能力問題。透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北京可以直接動員香港的在地協力網絡，對國民教育科進行宣傳，然而在地協力網絡的執行能力卻足以影響事件的成敗。很明顯的，從特首梁振英的個人形象與名望，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教育界所受的爭議，以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所引發的負面影響，均顯示中國因素的作用與結果並非簡單的因果關係可以直接描述，有時候因執行能力的差劣，反而引發更強烈的反彈。
最後，對中國因素的反作用力也催生了以中學生為主力的學民思潮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等公民社會組織。其中，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