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論習主席怎麼想

它的民主故事遠遠未到終章。

——彭定康

被中共定性為「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

自萊佛士、必麒麟以來，大英帝國在東亞最後一人

終生為日落西山的殖民帝國撲火消災

卻在艱險之地植下民主與和平的苗芽

彭定康的職業生涯從倫敦郊區一路走來，

擔任過北愛爾蘭政務次官、末代香港總督、BBC信託基金主席和牛津大學校監等要職。

一個英國政客的回憶錄以告解命名

是英式幽默，也是對身分與政治複雜性的深切體會

《末代港督的告解》紀錄的，是最古老的民主體制對當下困局的反思

回憶一生徘徊在英國保守派當中的風起雲湧

見證希思、戴卓爾、馬卓安政府的變幻頻生

全球經濟一體化、中東反恐戰爭、英國脫歐、中國霸權

彭定康的終極關懷，卻是最簡單的：「我是誰？我們是誰？」

「一九九七年我和家人乘皇家遊艇離開香港，

伴隨的是飛魚、海豚和舊帝國的海軍。

這盞舊帝國的燈火，我們剛剛掐熄了。」

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Baron Patten of Barnes）

末代英屬香港總督，現任牛津大學校監。曾任國會議員、保守黨主席、環境大臣、北愛爾蘭政務次官、BBC信託基金主席等職位。於一九九八年簽署《貝爾法斯特協議》並擔任北愛爾蘭警政獨立委員會主席，並於一九九九—二○○四年於布魯塞爾擔任歐盟對外關係專員。

已中譯作品包括《東方與西方─彭定康治港經驗》、《香港日記》及《末代港督的告解》。

李爾雅（Judy Lee）

三文四語自由教師、語文工作者，也是音樂和舞蹈人。翻譯及編校的文本題材廣泛，學術方面包括香港政治、政策研究、國際關係、香港及中國歷史、電影研究等，另參與電視節目、外國媒體、奢侈品、博物館、旅遊及酒店品牌等商業文案項目。

畢業於香港大學政治及法學系，主修國際關係，及後取得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西班牙研究文憑及拉丁美洲研究碩士學位，現為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系講師及研究助理、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常駐研究員，學術興趣為香港及臺灣研究。

社長序
譯者序　
導論　
第一章　政治與身分
第二章　彌撒與女楨
第三章　獎學金小子
第四章　「世上最後、最好的希望」
第五章　「濕柴」
第六章　領袖：希思、戴卓爾、馬卓安
第七章　瘋狂的愛爾蘭結
第八章　到東方去
第九章　遙距歐洲人的孤獨
第十章　橫渡大西洋
第十一章　身兼多職的「普伯」
第十二章　暴力與信仰

他在四個有爭議的組織——保守黨、梵蒂岡、中國政府和英國廣播公司——的經歷，使有智慧、有文化的前線政治家回憶錄名單更為豐富。

——馬克．勞森（Mark Lawson），《新政治家》年度書籍

為自由派保守主義論證……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如果舊式中間派要捲土重來，並找理由取代刺耳之聲和威權主義，溫和派都可以在上陣的路上揮舞彭定康的書。

——喬納森．範比（Jonathan Fenby），《金融時報》

引人入勝地坦率，頑強而充滿鬥志……他寫得激動人心。

——約翰．普雷斯頓（John Preston），星期日電訊報

《告解》寫得生動、寫得好，躋身英國政治家近期作品的最高層次。

——帕斯卡．多諾霍（Paschal Donohoe），《愛爾蘭時報》

第八章　　到東方去（節錄）

香港——不論習主席怎麼想，它的民主故事遠遠未到終章。香港民主史上最奇特諷刺的事情是，一九九二年工黨在英國巴芙選區兵敗如山倒，卻令該市的敗選國會代表成為英國最後一個主要殖民地的最後一任總督。多年以來，保守黨在巴芙的優勢來自於反對派的工黨與自由民主黨票數分散，不過在一九九二年，工黨選民捨棄了紅玫瑰並策略性地投票送我走。鼓勵他們的是由超市大亨千萬富翁盛博理（David Sainsbury）資助的競選工程，它昂貴而有效，而他本人後來也當上了工黨部長。我有段時間還對這種屈辱感到痛苦噁心，在我的競選活動中辛勤努力的妻子和女兒也對競選的齷齪和它的最終結果感到震驚。但這就是政治。如果你期待戰車輪前會鋪好花環和花瓣，那麼你就一定會得到粗暴但有益身心的衝擊。我曾經領導過就全國而言相當成功的大選工程，但正如將軍在凱旋時隨行奴隸的低聲呢喃：「記住你也不過是終有一死的凡人。」
 
好在我早已預料到這個結果，甚至已經告訴過首相馬卓安他整體上會贏得大選，但我就會失去自己的議席。不過我沒有因此變得好受，在最好的時刻我也傾向悲觀，而我覺得馬卓安認為我在誇大當時的困難。但無論如何，在選戰之前和大選期間，我都有大量時間思考如果落敗了的話會想做甚麼。最後當這個結局真正來臨時，我雖然獲邀在上議院繼續政治生涯，但我不感興趣，而空降去一個很快就懸空的選區參加補選也不是特別吸引的選擇。他們有想送我一份大禮，建議我去肯辛頓（Kensington）和車路士（Chelsea），但我又覺得不太體面，而且對妻女又會加上不公平的負擔——那種偶爾變得惡性的競選所生出來的壓力，她們在巴芙已經面對夠了。有些人想我走這條路，或至少留在政界，在舞會站著如嘍囉等人請跳舞，但我擋住了這些善意的壓力，因為這只會搞得全場人都尷尬不已。現在我雖然會偶爾重新或再三反省，但我從來沒有真正後悔做了這個決定：我想尋找政治以外的職位，做發展援助方面的工作。然後，馬卓安向我提出去香港做末代英國香港總督的機會，做一個結束一長串殖民地或外交部任命的政客。那時的政策似乎將倫敦推向一個外交死胡同，中國（尤其是針對首相馬卓安）的例行羞辱似乎從沒給香港或英國帶來任何好處。於是我們的外交目標很簡單，就是一九九七年讓主權平穩過渡到中國手上。經過幾次無效反對、幾下緊張搓手後，「平穩」的定義總算是定下來了，那就是要滿足中國的要求。但至於「成功」而「光榮」的過渡要付出甚麼代價呢？我一位顧問曾調皮地問，真的可以把葬禮說成是「平穩過渡」嗎？
 
機會已經提出來了，我和穎彤商量後決定接受。這對她來說是很大的犧牲，那時她當家庭律師的法律事業已經起飛，我們和十幾歲的女兒們幸福地定居在倫敦。一如既往，她以個人代價支持我，我們的婚姻從來都是這樣。在香港時，她努力領導過去因當地文化原因而鮮少受到公眾關注的慈善機構，包括臨終護理、街童、娼妓、智力障礙和愛滋病組織。
 
我對於香港和中國並不是完全陌生的，我第一次去這個殖民地是在一九七九年，當時還是個年輕的後座議員。回來後我給《衛報》寫了篇提倡在當地引入政府選舉的文章，引起了時任港督的不悅。麥理浩勳爵是位嚴厲的酋長，認為解決民眾政治壓力的最佳方法就是房屋和福利，於是以猛烈的精力和決心推行各種大計，還得應付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潮。他是位聰明人，不是任何人的傀儡，在他擔任港督時有這麼一個說法，就是他和馬耳他總理明托夫（Dom Mintoff）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