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文學生活誌》2013年11月封面推薦

 

用虛無測量生命的深度──戰前臺灣文學的一個悲劇性天才



翁鬧，一九一○年生於臺灣彰化，一九四○年死於日本東京。他是臺灣新文學的先鋒者，一個早逝的天才，一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追隨者，一個漫遊在現代迷霧中的孤獨靈魂。



他用下一個世代才能了解的生命文字，過早的寫下他對情慾與人世的虛無體驗。我們無法想像，上個世紀三○年代的翁鬧，已經可以用喃喃自語的筆調，寫出帶有存在主義意味的作品。他用虛無探測人類生命的深度，而我們今天則用他的作品，衡量一個時代心靈的真實面貌。

　

當他書寫著：「我想啊，如果這地上再次為野獸所據，該有多好啊！我不是期望人類滅絕，請你別動氣，我的意思是希望現在的人類把所有的生活樣式和文化全部忘掉，再一次回到野獸的狀態。」我們會以為這是出於尼采或沙特的手筆。



當他書寫著：「今天起，我要抛棄哲學，開始談戀愛。」我們彷彿感受到一種新時代的愛情風潮正在升起。



當他書寫著：「我對我自己發誓，如果到了三十歲結束的最後那一剎那我還無緣經歷那一秒鐘——在那一秒鐘我的肉體可以與戀人的肉體完全相融、我的靈魂可以與戀人的靈魂完整地契合——我勢必要了結自己的生命、絕對不要再歹活下去。」我們又好像看到情慾的完全解放。

　　

在臺灣戰前的文學史上，我們再難找到像翁鬧這樣才氣縱橫，並且充滿神祕色彩的作家了。



戰前擔任過記者、評論家的劉捷，形容他是「幻影之人」。似乎翁鬧的本質與他的形象之間，隔著一個傳說。這個傳說充滿了臆測與想像，而且每經過一次口耳相傳，就更加豐富他的神祕氣質。



翁鬧出生在日本殖民下的臺灣，他本來會成為一個師範教育體系下的老師，為殖民者培養下一代習於殖民意識型態的臺灣人，但他卻從這個體系出走，成為東京街頭的一個浪人，成為一個站在邊緣的日語作家。



這樣的身世，複寫著臺灣這個島嶼波折的歷史，也說明了他的狂放姿態並非出於偶然，乃是為了預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閱讀翁鬧，除了讓我們看見一個像流星一樣燃燒的生命，也給我們重新補上臺灣文學史的一段模糊區塊。 

作者介紹
翁鬧
　　
一九一○年出生於臺灣彰化，一九四○年死於日本東京時，年紀只有三十歲。翁鬧畢業於臺中師範學校，在員林國小、田中國小實習五年後，到東京一圓躋身「中央文壇」的美夢，短短六年間密集發表詩、散文、小說等作品，對人性寫實面的描寫極盡幽微，在文章的鍛鍊上又極端前衛，也曾經以咫尺之遙拿下日本文學獎的獎座。

翁鬧在東京的生活貧苦卻放浪不?，與失業潮下同樣貧困而自負的日本知識青年多有交遊，然而到了東京不久就被特務警察盯上，與他交好的臺灣同鄉紛受牽連，不得不與他撇清關係，以致翁鬧於東京亡故時，竟無人知曉。翁鬧被特務盯上的原因，以及他最後的死因，至今仍是個謎。
譯者介紹

 

黃毓婷



生於臺灣基隆。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主修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推薦序：日新又新的新感覺──翁鬧的文化意義

譯者序

翁鬧是誰

東京郊外浪人街



刊載於《福爾摩沙》

淡水的海邊



刊載於《臺灣文藝》

在異鄉／故鄉的山丘／詩人的戀人／鳥之歌／搬石人／現代英詩抄／音樂鐘／戇伯／殘雪／可憐的阿蕊婆／東京郊外浪人街／跛之詩／詩的相關筆記／臺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話會／臺灣文學當前的諸問題



刊載於《臺灣新文學》

羅漢腳／天亮前的愛情故事／書信：1936年3月／書信：1936年4月／新文學三月號讀後／新文學五月號感言



刊載於《臺灣新民報》

勇士出征吧／港町



年表

推薦序



日新又新的新感覺──翁鬧的文化意義　陳芳明（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翁鬧是一個傳奇性人物，就像夜空裡劃過一道彗星，稍縱即逝。那道光芒極其稀薄，卻又相當迷人。在臺灣文學史上，受到的議論未嘗稍止。就像日據時代所有新文學運動的作家，懷抱北上東京的願望，只為了能夠在帝都文壇被看見。翁鬧在一九三五年到達東京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正發生左右分裂。如果他留在臺灣，他究竟會走社會主義運動，還是選擇現代主義運動，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如果從當時臺灣的社會環境來判斷，翁鬧可能不會寫出新感覺派的小說。畢竟，資本主義與都會生活在臺灣還未到達成熟階段。顯然沒有一個恰當的美學土壤，來孕育現代主義作品。



歷史從來不容存在假設性的問題，因為已經發生過，就不可能捲土重來。但是，像翁鬧這樣受到矚目的作家，生命何其短暫，生活何其痛苦，為什麼值得後人再三咀嚼？由於他的早夭，反而使他在文學史上留下一個難解的謎。他所創造的藝術高度，對同輩作家而言簡直是遙不可及。這種文化差距，不僅僅是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距離所造成，也是鄉土寫實文學與都市現代文學的隔閡所造成。殖民地的、寫實的、鄉土的這些特質，可能很容易定義充滿批判精神的在臺作家。而這樣的定義，卻很難概括翁鬧的文學格局。



新感覺派文學崛起於一九二○年代《文藝時代》，完全是由橫光利一、川端康成所開創。關東大地震的災難之後，日本文壇重新洗牌，左翼文學臻於高潮階段，而新感覺派文學也在這段時期宣告誕生。左翼作家強調的是集體解放，他們強烈批判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不均，也批判帝國政府與財團的勾結。相對於這種反抗性的文學，新感覺派要求的是積極挖掘個人的內心感覺；並且追求從時代枷鎖解放出來，以獲得個人美學的自由。橫光利一的小說《春天乘著馬車來》，把時代的光與影，現代的速度感，個人內在的終極渴望，都藉由文字的鍛鑄而釋放出來。新感覺派的風潮，強烈衝擊著來自殖民地臺灣的作家。



首先是來自臺南的劉吶鷗，一九二三年到達東京，正好迎接新感覺派的誕生。這種歷史的巧合，似乎改變了這位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心靈軌跡。他在一九二七年遠赴上海，也把東京流行的藝術美學帶到租界地的魔都。他的遷徙途徑，不能不使後人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他回到臺灣，殖民地土壤是否有可能容許新感覺派文學生根？以臺灣文學史來印證，當時的臺灣只有一個作家受到注意，那就是賴和，當時他正在創作〈一桿稱仔〉與〈鬥鬧熱〉。這兩篇小說，意味著臺灣作家正在嘗試使用漢語，而且也還在摸索現代小說的形式。知識分子面對一個龐大的殖民權力，恐怕沒有心情營造內心細微而精緻的感覺。他肩負著思想解放的使命，顯然無法照顧個人心理層面的渺小波動。劉吶鷗如果選擇回到殖民地，今天就不會有他在文學史上所受的評價。恰恰就是他前往大都會的上海，在霓虹燈光輝映的十里洋場，恰好可以接納他在新感覺派美學的耽溺。



將近十年之後，翁鬧也投入帝都的生活。以他的窮困潦倒，似乎無法培養耽美的新感覺。然而，東京的繁華媚惑著殖民地青年的心靈，就像一隻小小的飛蟲，落入現代都會的巨網裡。這位殖民地作家到達都會時，也正是日本統治臺灣屆滿四十年的時候。縱然臺灣總督府刻意舉行「始政四十週年臺灣博覽會」，但是海島現代化的高度與深度，尚不足與殖民母國相提並論。身為次等國民的作家，自有其特定的文化限制。他是橫跨三種語言的知識人，包括中國白話、日語與臺語。這種複雜的文化交錯，自然而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芳明（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許俊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陳萬益（清大榮譽退休教授）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