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訪談集》搜集了1967到 2005年在香港、內地、台北、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地的訪問和談話紀錄，可以窺見周策縱先生為學與做人一貫的理念、關切中華民族的愛國之情和開闊的胸襟，這訪談集正足以作為他著述的珍貴補充。

原來，據周策縱博士說，他一來到香港，看看這裏的報章、雜誌，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總覺得香港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裏面的，好像跟整個社會都脫了節，好像是在世外桃源，講完了書就算，而對香港的社會卻根本沒有甚麼關心。同樣的，一般的報章對知識分子也似乎沒有甚麼興趣，不像外國報紙那樣，經常詳細報導各類知識分子的近況行蹤。……我相信香港一定有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可以寫出比較好的作品出來，但只怕以他們的水準，投稿到香港一般報紙副刊，香港的報紙反而會不喜歡吧？

所以說香港的知識分子和香港的報紙先就脫了節，更別提與香港的社會了。還有香港一般大學裏面的知識分子，他們好像不但對社會不大關心，便是對文化的新潮流，也不大關心似的。年輕人現在的文化新潮流到底怎麼樣，他們不大理會。世界有甚麼文化新潮流正被香港的年輕人開始接納，他們也不大理會。他們跟香港的新聞報紙也似乎沒有甚麼關係的。那就分成三個集團了：大學裏面的知識分子，年輕人，新聞報紙。三者之間好像是甚麼關係也沒有。如何溝通這三個集團，實是一個問題。

現在大家都要創新，但創新畢竟需要思想的激蕩才能產生，而這是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與大學學術才能做到。但是，現在的香港，依然沒有解決周公數十年前提出的問題，知識分子、年輕人與新聞報紙之間缺乏關心，文化的新潮流只能永遠被市場左右，因此整個社會總是充滿浮躁、對事物的專注與興趣也僅停留在表面。

周公以《五四運動史》一書馳名學術界對五四前後誕生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都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多篇訪談都涉及到「中國文學及思想史」這一領域。在〈新文學六十歲〉一文，他特別標舉新詩為新文學最有成就的文類：中國新詩無論內容和形式和過去傳統的詩歌都有很大的不同。小說嘛，相似的地方比較多，創造性比較少。同時對小說的成就來說，到目前為步，還沒有一部長篇小說超過了《紅樓夢》。短篇嗎是有很多已經超過了，像魯迅的一些短篇就超過了傳統的作品。當然，我並不是說新詩的成就已超過了李白，杜甫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說，新詩的創造性最大，是一種全新的東西，語言不同了，節奏不同了，意境也不同了，它在創造性的成就是大的。若把近三百年來中國的小說和詩來看，新詩的確有突出的成就，就創新一方面說，與話劇一樣，相當的突出，其成就不見得遜於長篇小說。這也許是我的一點偏見，是我的一點為新詩路見不平，想要拔刀相助的感情用事罷。吳偉業、納蘭性德的詩詞自然有他們的好處，可是徐志摩、聞一多的新詩的意境，到底也是吳偉業、納蘭性德等人所沒有的。

而文學和政治從來關係甚深，對此，周公不像大多數人，持否定意見。相反，他從歷史的角度着眼，認為只要作家對該種政治主張是從内心地認同，配合好的技巧和詞匯，當然可以寫出好的作品，例如《紅樓夢》就有很多儒家、道家的思想，但絕對不會影響大家對這本書的評價，這一點也可見周公的視野與胸懷。

周公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更集創作、翻譯於一身，同時精於書藝（其弟周策橫亦是有名的書法家），要瞭解他的研究、創作史，其生平事跡可說是不可或缺的資料。周公除了留下日記、大量的書信之外，也接受過不少訪談，親述其生平遭遇。收錄在「生活、人生」這部份的文章，讀者會看到晚年譽滿學術界的教授，原來自有家學淵源：其父周鵬翥是湖南著名詩人，字海雲，乃光緒二十年舉人，舊學深厚但思想維新，一直資助革命。可見周公的性格，其來有自。及後輾轉去國，其時他孤身一人，漂泊海外，當中悲苦，外人自難領會萬一。但，周公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