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靈山【諾貝爾文學獎得獎十周年紀念新版】
全球獨家典藏版．封箱攝影公開
收錄高行健當年尋訪靈山旅途中的五十張珍貴攝影照片
更獨家收入高行健於2010年國際筆會東京大會文學論壇開幕式演講：「環境與文學：今天我們寫什麼」。
華文世界的驕傲 當代經典之作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自傳色彩濃郁的重要代表作
他不僅是文學家、劇作家、畫家、電影導演，更是攝影家
運鏡充滿大師風采
一趟孤獨的征途恍若浮動的光影，
虛實之間亦如人生蒼茫的探尋。
萬水千山的深處，
一次心靈探索、永不重複的朝聖旅程。
《靈山》是一部獨樹一格的長篇小說巨著，根據作者中國西南偏遠地區的漫遊印象，由不同的人稱代詞「你」、「我」、「他」呈現不同的內心觀點，更呈現主人公旅程的反思與朝聖心路，瑞典皇家學院的頌辭提到：「在高行健的作品中，可以見到文學從個人在群眾歷史中的掙扎，得到新生。」
邊陲地帶流傳巫術、民謠、江湖好漢，奇風異景，一趟探索心靈的桃花源，敘述者到處遊蕩，只為尋找心中的樂土。作者從各個角度切入，體現一個向靈山朝聖的心路歷程，並藉此撥開中國文化的多樣神秘面紗。
在作者的運鏡之間，心境的蒼涼與迷濛中，世界萬千之景，富麗磅?的山水、曲折典雅的小城窄巷，在藝術家∕小說家的虛實筆觸之下，吐納出無盡的魅力……
全球獨家典藏版．封箱攝影公開
收錄高行健當年尋訪靈山旅途中的五十張珍貴攝影照片
更獨家收入高行健於2010年國際筆會東京大會文學論壇開幕式演講：「環境與文學：今天我們寫什麼」。
華文世界的驕傲 當代經典之作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自傳色彩濃郁的重要代表作
他不僅是文學家、劇作家、畫家、電影導演，更是攝影家
運鏡充滿大師風采
一趟孤獨的征途恍若浮動的光影，
虛實之間亦如人生蒼茫的探尋。
萬水千山的深處，
一次心靈探索、永不重複的朝聖旅程。
《靈山》是一部獨樹一格的長篇小說巨著，根據作者中國西南偏遠地區的漫遊印象，由不同的人稱代詞「你」、「我」、「他」呈現不同的內心觀點，更呈現主人公旅程的反思與朝聖心路，瑞典皇家學院的頌辭提到：「在高行健的作品中，可以見到文學從個人在群眾歷史中的掙扎，得到新生。」
邊陲地帶流傳巫術、民謠、江湖好漢，奇風異景，一趟探索心靈的桃花源，敘述者到處遊蕩，只為尋找心中的樂土。作者從各個角度切入，體現一個向靈山朝聖的心路歷程，並藉此撥開中國文化的多樣神秘面紗。
在作者的運鏡之間，心境的蒼涼與迷濛中，世界萬千之景，富麗磅?的山水、曲折典雅的小城窄巷，在藝術家∕小說家的虛實筆觸之下，吐納出無盡的魅力……
作者簡介
譯者介紹
目錄
序 藝術的退位與復位 馬森
靈山
附錄
西元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頌詞 瑞典皇家學院
得獎演說 ─ 文學的理由 高行健
領獎答謝辭 高行健
環境與文學 ─ 今天我們寫什麼（西元2010國際筆會東京大會文學論壇開幕式演講） 高行健
高行健的生平與作品
靈山
附錄
西元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頌詞 瑞典皇家學院
得獎演說 ─ 文學的理由 高行健
領獎答謝辭 高行健
環境與文學 ─ 今天我們寫什麼（西元2010國際筆會東京大會文學論壇開幕式演講） 高行健
高行健的生平與作品
自序／導讀
藝術的退位與復位 馬森
小說，在我國的文學傳統中，本就站在邊緣的地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以儒家自居的道學之士甚至於斥小說(外加戲曲)為壞人心術、誨淫誨盜之作，嚴禁子弟接近。因此之故，早期的中國小說家，如《金瓶梅》和《紅樓夢》的作者，絕不敢在作品上署名，以致使後人澆潑了無數墨汁來費盡心機考證追索作者的蹤跡。
小說開始受到重視，並且為學者頷首、專家默認為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受了西方觀念影響以後的事，大概在五四運動前後，人們對小說的看法才開始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雖則如此，細查那一代的小說作家，使用真名實姓的仍然很少，寫起小說來，周樹人叫魯迅，沈德鴻叫茅盾，李芾甘叫巴金，蔣冰之叫丁玲，張乃瑩叫蕭紅，舒慶春叫老舍等等。固然借用筆名也許是那時代一時的風尚，但心理上多少因此產生一些隱蔽感也是可以想像的理由。
很不幸的是，小說受到重視以後，不見得就立時獲得了應有的藝術地位。藝術，對一個苦難的國家和貧窮的人民，是一個奢侈的概念。五四以來的中國文人，很少有敢於奢談藝術而不受撻伐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都集中火力攻擊舊文學的陳腐，卻並不強調藝術。著名的「文學研究會」對文學的主張，用茅盾的話來說是「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的問題。」(《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創造社」被時人目為「為藝術而藝術」的一群，但「創造社」的大將鄭伯奇曾矢口否認說：「若說創造社是藝術至上主義者的一群，那更顯得是不對……真正的藝術至上主義者是忘卻了一切時代社會的關心而籠居在『象牙之塔』裡面，從事藝術生活的人們。創造社的作家，誰都沒有這樣的傾向。」(鄭伯奇〈創造社的傾向〉)而「創造社」也確是不負眾望，不久就轉向到革命陣營裡去。後來的「文藝自由論戰」和梁實秋所引起的「文學與抗戰無關論」的筆仗，使我們看到主張自由創作的人無不受到其他文人的痛剿。自由創作尚且不准，遑論藝術？
因此，從第一篇新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起，中國的現代小說就採取了兩種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文壇上：一是謙卑地為人民大眾而服務，二是雄赳赳地擔負了捍衛國家民族利益的重任。在這兩種姿態中，都沒有留下自我修飾的餘地。既然另有使命和更重要的實用目的，小說藝術不獨不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反倒有被人誤會為故意搔首弄姿的可能。
在小說的批評上，批評家們也就常愛用「血的」、「淚的」、「愛國的」等字眼，把小說的創作引上了宣洩民族感情的道路。宣洩民族感情本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以是否宣洩了民族感情，或以宣洩民族感情的多寡來定小說的良窳，那就會產生不可彌補的後遺症了。例如有人把老舍的《四世同堂》和《駱駝祥子》等量齊觀，甚至認為前者是一部偉大的描寫抗日戰爭的史詩小說，只因為《四世同堂》宣洩了民族的情感，就有充分的理由忽略其藝術上的粗糙。
小說在兼任了救國救民的重任之餘，幸好從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中共攫取政權之間，尚不曾釐定出不可違拗的文藝政策，也沒有密不通風的嚴密組織，小說藝術就在這種疏忽的寬忍之下默默地苟活著，居然也產生了一些不講藝術而自有藝術的佳作，例如魯迅、茅盾、郁達夫、沈從文、王魯彥、張天翼、吳組緗等的一些短篇，以及老舍的《駱駝祥子》、李劼人的《大波》、巴金的《寒夜》、錢鍾書的《圍城》等長篇，都為那個時期的小說創作留下了光輝的紀錄。
一九四九年以後，既然主張革命文學和普羅文學的作家們在政治上取得了絕對的勝利，那麼小說的藝術更不可能重見天日了。首先毛澤東〈在延
小說，在我國的文學傳統中，本就站在邊緣的地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以儒家自居的道學之士甚至於斥小說(外加戲曲)為壞人心術、誨淫誨盜之作，嚴禁子弟接近。因此之故，早期的中國小說家，如《金瓶梅》和《紅樓夢》的作者，絕不敢在作品上署名，以致使後人澆潑了無數墨汁來費盡心機考證追索作者的蹤跡。
小說開始受到重視，並且為學者頷首、專家默認為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受了西方觀念影響以後的事，大概在五四運動前後，人們對小說的看法才開始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雖則如此，細查那一代的小說作家，使用真名實姓的仍然很少，寫起小說來，周樹人叫魯迅，沈德鴻叫茅盾，李芾甘叫巴金，蔣冰之叫丁玲，張乃瑩叫蕭紅，舒慶春叫老舍等等。固然借用筆名也許是那時代一時的風尚，但心理上多少因此產生一些隱蔽感也是可以想像的理由。
很不幸的是，小說受到重視以後，不見得就立時獲得了應有的藝術地位。藝術，對一個苦難的國家和貧窮的人民，是一個奢侈的概念。五四以來的中國文人，很少有敢於奢談藝術而不受撻伐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都集中火力攻擊舊文學的陳腐，卻並不強調藝術。著名的「文學研究會」對文學的主張，用茅盾的話來說是「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的問題。」(《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創造社」被時人目為「為藝術而藝術」的一群，但「創造社」的大將鄭伯奇曾矢口否認說：「若說創造社是藝術至上主義者的一群，那更顯得是不對……真正的藝術至上主義者是忘卻了一切時代社會的關心而籠居在『象牙之塔』裡面，從事藝術生活的人們。創造社的作家，誰都沒有這樣的傾向。」(鄭伯奇〈創造社的傾向〉)而「創造社」也確是不負眾望，不久就轉向到革命陣營裡去。後來的「文藝自由論戰」和梁實秋所引起的「文學與抗戰無關論」的筆仗，使我們看到主張自由創作的人無不受到其他文人的痛剿。自由創作尚且不准，遑論藝術？
因此，從第一篇新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起，中國的現代小說就採取了兩種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文壇上：一是謙卑地為人民大眾而服務，二是雄赳赳地擔負了捍衛國家民族利益的重任。在這兩種姿態中，都沒有留下自我修飾的餘地。既然另有使命和更重要的實用目的，小說藝術不獨不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反倒有被人誤會為故意搔首弄姿的可能。
在小說的批評上，批評家們也就常愛用「血的」、「淚的」、「愛國的」等字眼，把小說的創作引上了宣洩民族感情的道路。宣洩民族感情本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以是否宣洩了民族感情，或以宣洩民族感情的多寡來定小說的良窳，那就會產生不可彌補的後遺症了。例如有人把老舍的《四世同堂》和《駱駝祥子》等量齊觀，甚至認為前者是一部偉大的描寫抗日戰爭的史詩小說，只因為《四世同堂》宣洩了民族的情感，就有充分的理由忽略其藝術上的粗糙。
小說在兼任了救國救民的重任之餘，幸好從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中共攫取政權之間，尚不曾釐定出不可違拗的文藝政策，也沒有密不通風的嚴密組織，小說藝術就在這種疏忽的寬忍之下默默地苟活著，居然也產生了一些不講藝術而自有藝術的佳作，例如魯迅、茅盾、郁達夫、沈從文、王魯彥、張天翼、吳組緗等的一些短篇，以及老舍的《駱駝祥子》、李劼人的《大波》、巴金的《寒夜》、錢鍾書的《圍城》等長篇，都為那個時期的小說創作留下了光輝的紀錄。
一九四九年以後，既然主張革命文學和普羅文學的作家們在政治上取得了絕對的勝利，那麼小說的藝術更不可能重見天日了。首先毛澤東〈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