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村上龍從震驚日本社會的「神戶少年殺人事件」思考，面對現代化的變化所產生的不適應畸形裂縫。這本《寂寞國殺人》將近二十年前寫成的散文，今日儼然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存在備忘錄。

「我之所以犯下殺人罪，是因為對於想像力的恐懼」這是村上龍當時正在撰寫的小說〈味噌湯裡〉的主角殺人魔說的話。因為社會真正發生了犯罪事件，而讓村上龍感到「憂鬱」，但他憂鬱的並不是小說與現實的真實性，而是我們真的從現實中失去了想像力了！

在村上龍創作的歷程中，「想像力」是他不顧一切全力捍衛的珍貴財富，作為一個創作者他把駭人聽聞的現實事件用文字透析人的存在意義。

追溯日本結束現代化的過程，卻成了找不到個人生存的價值觀遊魂，所有人失去了終極奮鬥的目標。在富裕的國家，女高中生要賣淫，因為寂寞。中年男子買春，因為寂寞。少年殺人，因為寂寞。

過去如果有「心理創傷」很快就會被「要填飽肚子」而忘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回，那麼日本在現代化完成的空檔中所形成的寂寞創傷，要如何復元？

在短短八千多字的敘述，字字句句簡潔提煉出許多問題與反思，小說家不以「人性失序」來譴責少年殺人事件，也不以因為環境問題，教育問題來搪塞。一個創作者，他看到整個日本的進化，成了一個龐大的寂寞國體，在這個充滿寂寞因子的民族裡，持續富裕，持續進步，持續禮貌待人，卻渾然不知自我的持續寂寞……

譯者介紹

張智淵

台北人，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課程修畢，從事翻譯十餘年，譯有《愛之國》、《55歲開始的Hello Life》等五十餘本小說，以及《麥肯錫新人邏輯思考５堂課》、《女子的人間關係》等四十餘本實用書等三十餘本實用書，現為專職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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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推薦

當人有了自由和資源，卻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為了什麼活著，就陷入生命意義危機。村上龍描述的日本是這樣，其實台灣的近一代也是這樣。──朱家安＼沃草公民學院主編

我們已經不能談集體主義，也不能談極端的個人主義，個人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不論自我的決定是成就自己、存活下去，還是毀了一切，其契機都存在於人際關係。關懷自己，然後據此及於他人，進而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尋獲自我。這或許是村上於此篇散文中，所欲表達的事物。──李茂生╲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村上龍的散文有著漆黑中緩慢下著雨的濕冷滲透力，他沒有在浪嘆感懷中逃避問題，反倒是把問題提煉得更加清晰—不管你贊成或是反對他的觀點，他都提供了明確的論辯基底。我認為這是種值得提倡的散文態度。這本《寂寞國殺人》篇幅雖然不長，但他的觀察力與筆觸是把鑰匙。或者說，是本製造鑰匙的說明書。──溫朗東╲鳴人堂專欄作者‧評論人

我非常同意村上龍先生在《寂寞國殺人》對日本社會充斥矛盾、衝突等而暗自引爆重大犯罪事件的反省；反觀我們台灣，媒體重複、幾近病態的報導更加凸顯類似問題，媒體過度渲染台灣不同階層之間的對立、衝突、敵對、仇恨等負面消息，可能也是蓄積社會不滿、不公、不義現況的壓力源，直到「最後的一根稻草」「導火線」出現，終爆發殘酷隨機殺人的重大刑案，如此巨觀的社會對立氛圍，也可能是情境因素密切相關的環境負因，這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與省思的。──鄧煌發╲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任教授

生命的意義　沒有標準答案
沃草公民學院主編╲簡單哲學實驗室共同創辦人　朱家安

一九九七年日本神戶發生「酒鬼薔薇聖斗事件」，十四歲的少年以殘酷手法連續殺害小學生。事件引起社會關注，因為少年殺人似乎是為了開心，他布置犯罪現場，甚至留下書信向警方挑釁。
在《寂寞國殺人》裡，村上龍以「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為楔子，提出他對當時日本社會的診斷。他的主張大致上是：
1.在過去日本人為了「現代化」，讓國家社會富強，把國家的目的當成個人生命的意義，致力於發展。
2.後來現代化完成了，人們卻沒有意識到他們終於可以、也應該開始發展自己的生命意義。
3.缺乏生命意義的人們感到寂寞無所適從，因此催生了中年男子援交的需求、奧姆真理教、霸凌行為，以及少年殺人事件。
村上龍用犯罪事件來呼籲大家重視當代人「缺乏生命意義」的現象。哪些犯罪可以歸因於缺乏生命意義，或許需要訴諸社會科學研究，不過我相信即便不是出於減少犯罪的考量，我們也有獨立的理由重視現代人缺乏生命意義的問題。
村上龍描述的日本國民，在過去齊心努力現代化，讓國家趕上西方。然而為什麼我們該致力於讓國家富強？除非你相信人天生需要為某些抽象的對象努力，例如種族、族群或國家，否則最合理的答案應該是：國家是為了每一個個人存在，讓國家富強，是為了讓國家有能力提供必要的保護和支援，讓國民擁有自由去活出自己想要的美好人生。
過去的日本國民致力於現代化，雖然是受到民族主義號召，但在結果上，也是為了替後代打開更多自由選項。如同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 ‧ 亞當斯寫給妻子雅碧蓋‧亞當斯的信裡所說：「我得學政治和戰爭，如此一來我們的小孩才有辦法學數學和哲學。我們的小孩得學數學和哲學、地理、自然史、造船學、航海、商業和農業，如此一來他們的後代才有辦法學詩畫音樂、建築雕塑、織布和陶藝。」
不管怎樣的美好人生，都需要國家社會供應的物質基礎，村上龍描述說，日本在完成現代化之後，卻沒有告訴大家現代化已經結束，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日子。這個狀況很諷刺，因為現代化的最大好處，應該就是讓大家有辦法去追尋自己覺得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當人有了自由和資源，卻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為了什麼活著，就陷入生命意義危機。村上龍描述的日本是這樣，其實台灣的近一代也是這樣。我自己在一九八○年代出生，像我這樣的七年級生，顯然在生命路線上比我們的父母有更多選擇的自由。例如說，對我們的父母而言，完滿的生命通常包括婚姻和扶養小孩，但這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標準答案。
縱使如此，我們的處境也並不是「找到自己的生命意義」那麼簡單。首先，生命意義沒有標準答案，並不代表沒人會對你的生活該怎麼過指指點點。再來，對於出路的不安全感帶來的升學主義和種種社會壓力，讓台灣的年輕人很難擠得出時間去探索自己喜歡的事物，更別說有信心地冒險嘗試了。如果國家的目的是要讓人們能夠享有活出自己想要的美好人生的自由，那麼，更尊重多元的社會風氣，跟更公平的資源分配，會是我們該努力的重要方向。
從他人的眼光尋獲自我
李茂生╲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村上龍在《寂寞國殺人》這短篇散文中，透過神戶少年殺人事件表達了他對日本社會價值轉變過程中缺失的憂慮。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將國家目標訂定在增加財富、讓生活富裕之上，然而在這個代表國家大目標的現代化已經完成了之後，卻沒有辦法將價值觀轉型到個人應「如何正確地去享受這個得來的富裕」。成人們除了面對已經達成的國家目標，感覺到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