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
就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
滲入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可能的角落，
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發揮作用。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收錄了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心態方面的12篇專文和一篇附錄。本書標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說明了清代社會中政治、道德等權力無遠弗屆的影響。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觀念原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傅柯對權力的了解很有創見，他不像過去的人只注意權力在大的、公開的場面的展示，同時也注意到權力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的作用。從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一書中可以看到「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就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滲入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可能的角落，並發揮意想不到的影響。

「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也是《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一書的主軸之一，譬如〈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專文，就是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為例，展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以及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

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1958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擔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其間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並於200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到中國近代的思想史、學術史等領域。著有《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譯本《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主編《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等書。

序論
修訂說明
第一章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
第二章 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
第三章 清初的講經會
第四章 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錄》
第五章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
第六章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
第七章 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
第八章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
第九章 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
第十章 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
第十一章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
第十二章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
附錄：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

十七世紀，一群又一群的在地文人發動了一場以「禮」為主軸的清整運動，寫作各種糾正風俗的小冊子，希望賦予各種身份恰當的行為舉止與規範，或可稱之為舉止的一場行為革命。「禮治」運動中，除了呼籲及闡發禮治理想之外，也有許多人深入基層，編纂及推廣各種實用性的參考冊子，可見當時人們認為「心性之學」在建立秩序方面已經失靈，他們關心的是如何以新的「行為主義」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禮治社會」的理想，有光譜的濃淡之別，以回到「古禮」為最濃的一端，較淡的一端則是朱熹的《家禮》。禮教運動還有一個目的是希望與佛、道化的禮儀，或受其沾染的禮儀對抗，其中以喪禮最為顯著。文章的內容在強調清初三禮學研究的興盛，以及禮學學術社群的形成，與上述現實社會的背景是分不開的。

〈清初的講經會〉一文則是對清初浙江甬上地區講經會之形成、思想脈絡、進行方式、會友、治學風格、以及其影響所作的研究。這篇文章論證講經會之形成與明代後期道德價值的混亂失序、社會政治上的頹敗，以及異族入侵的壓力、改朝換代後對社會政治問題上的反省等都有關。該文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何以在劉宗周及黃宗羲心學傳統力量最大的地方反而產生了講經團體。同時也描述了講經會前後幾個時期，以及它如何由寧波地區的一個講經團體擴大其影響力到北京、並透過北京的講會影響了聚集京師的官員及士人們。最後，也討論該會與清學興起的關係。

此文還有另一層次的關懷，即「某種政治語言之所以可能」的問題。在這個經典運動之前，政治思想的主流論述與此後是很不一樣的。這個運動牽引出一套新的政治、思想、語言，使得一些原來在明代文化中不存在、或是邊緣性的、沒有重要意義的語言反而成為核心，並在清初的時代氛圍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從此有一套不同的語言、思想、概念來想像政治、社會與日常生活。過去我們總認為那一套語言，或使用那一套語言的政治型式是自古已然的，但事實上，某種傳統並非自然而然傳下，「繼承」傳統需要努力，就好比不刻苦學習拉丁文就沒辦法繼承古代拉丁傳統一般。

關於明清之交道德意識的轉化，包括了兩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文章是想展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而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組織為例來說明。

這兩篇文章同時也說明了道德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我認為權力不只是以政治權力的方式展現，事實上道德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也像毛細管一樣作用於個人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及〈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是兩個很顯然的例子。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一文說明了，即使在最樂觀的人性論下，仍可能存在著極強的道德緊張，明代的陽明學也不例外。本來，遷善改過即是陽明格物說的一個主要部份，到了明季，隨著社會風俗之敗壞，在部份王學信徒中，省過、改過便成為一個很熱烈的論題。但由於陽明的「心即理」學說主張在省過、改過的過程中，人們一己之心不但要做為被控訴者，同時也扮演著反省者與控訴者。對根器較差的人而言，「心」同時作為一個被控訴者和控訴者，殆如狂人自醫其狂一般；因此有一部份人轉而主張：在省過改過時，應該有第三者扮演客觀的監督與控訴的角色，因而有省過會之類的組織產生。當然，省過組織的產生與運作方式也受到鄉約中公開彰善糾過儀式的影響，而此一現象亦同時象徵著在道德實踐中「心即理」學說所面臨的理論危機。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這一類省過會或修身日記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