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八九五年冬天，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歷經千辛萬苦，深入危機四伏的中國南疆塔克拉馬干沙漠，發現傳說中的古城遺址並帶走大批九百年前的佛教古物。這個事件震驚國際考古學界，掀起各國對絲路沿線凐滅已久的佛教文明的考古熱潮，一場國際尋寶競賽於焉展開。
於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交，來自英、德、俄、法、美等七個國家的考古學家，紛紛前往西域探險，在絲路沿線尋找被大漠吞噬的古城。他們成噸地搬走大型壁畫、數以千計的雕塑、美不勝收的帛畫、無價的經文寫本，以及其他不可盡數的古董。
這場國際競賽以德國人斬獲最多，他們在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間共派出四梯遠征隊深入南疆。其中本書作者──德國考古學家阿爾伯特‧馮‧勒‧寇克負責帶 領第二和第四梯次遠征隊，成績最為可觀。他從柏孜克里克石窟鋸下九世紀大型壁畫，並將無數文物帶回柏林，卻也陰錯陽差地將垂手可得的敦煌寶藏拱手讓給英國人。
勒‧寇克在這本書中親筆述說了這段尋寶的過程，生動記述了德國人在絲路沿線冒險犯難的經過。文中不僅充滿豐富多彩的冒險故事，更為南疆的地下寶藏提供了一份精彩的歷史素描，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缺。
身為中國人，書中的種種描述，無疑是一種強盜式的盜寶行為。但在義憤填膺之外，我們從這些不顧性命的西方探險家身上，也看到一種不畏艱難的精神，感受到 當年西方學術敏銳的觸覺。而文中涉及許多古老西域文化和藝術精品，均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具有永恆的魅力，自是值得細細品味。今天，這些古物寶藏分散在世界 至少十三個國家的博物館裡，使得中國學者為之忿忿難平。而勒‧寇克堅持鋸下帶回柏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壁畫，大多在二次大戰中毀於炮火……有關勒‧寇克的歷 史論斷仍眾說紛紜。
於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交，來自英、德、俄、法、美等七個國家的考古學家，紛紛前往西域探險，在絲路沿線尋找被大漠吞噬的古城。他們成噸地搬走大型壁畫、數以千計的雕塑、美不勝收的帛畫、無價的經文寫本，以及其他不可盡數的古董。
這場國際競賽以德國人斬獲最多，他們在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間共派出四梯遠征隊深入南疆。其中本書作者──德國考古學家阿爾伯特‧馮‧勒‧寇克負責帶 領第二和第四梯次遠征隊，成績最為可觀。他從柏孜克里克石窟鋸下九世紀大型壁畫，並將無數文物帶回柏林，卻也陰錯陽差地將垂手可得的敦煌寶藏拱手讓給英國人。
勒‧寇克在這本書中親筆述說了這段尋寶的過程，生動記述了德國人在絲路沿線冒險犯難的經過。文中不僅充滿豐富多彩的冒險故事，更為南疆的地下寶藏提供了一份精彩的歷史素描，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缺。
身為中國人，書中的種種描述，無疑是一種強盜式的盜寶行為。但在義憤填膺之外，我們從這些不顧性命的西方探險家身上，也看到一種不畏艱難的精神，感受到 當年西方學術敏銳的觸覺。而文中涉及許多古老西域文化和藝術精品，均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具有永恆的魅力，自是值得細細品味。今天，這些古物寶藏分散在世界 至少十三個國家的博物館裡，使得中國學者為之忿忿難平。而勒‧寇克堅持鋸下帶回柏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壁畫，大多在二次大戰中毀於炮火……有關勒‧寇克的歷 史論斷仍眾說紛紜。
作者簡介
作者介紹
艾爾伯特．馮．李．寇克
德國探險家，一八六○年出生在柏林世代經營酒廠的胡格諾派富裕家庭。先後在英美兩國接受商業訓練，並鑽研醫術，二十七歲時 回到德國接掌家族事業。但他心有旁騖，在經商十三年後毅然揮別商場，轉而追求他的真愛──中亞歷史與語言。他移居柏林，花了幾年工夫學習阿拉伯文、突厥 文、波斯文和梵文，隨後在柏林博物館當義工。一九○二年，也就是他四十二歲那年，正式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印度部門任職。當時德國第一梯次遠征隊正在南疆考 察。勒‧寇克能力強，意志堅，深受器重。兩年後，這名年過不惑、經驗不多的學者，被賦予帶領第二梯次遠征隊的重責大任，隨後也參與了第三和第四梯次遠征， 成為德國參與絲路大競賽的重要人物。一九三○年，勒‧寇克在窮困潦倒中逝世。他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破產，至愛的獨子在大戰中身亡更使他哀痛逾恒。不過，他 的死讓他僥倖逃過命運另一殘酷的打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柏林國家博物館慘遭聯軍密集轟炸，這批文物中的菁華盡皆化為灰燼。
譯者介紹
艾爾伯特．馮．李．寇克
德國探險家，一八六○年出生在柏林世代經營酒廠的胡格諾派富裕家庭。先後在英美兩國接受商業訓練，並鑽研醫術，二十七歲時 回到德國接掌家族事業。但他心有旁騖，在經商十三年後毅然揮別商場，轉而追求他的真愛──中亞歷史與語言。他移居柏林，花了幾年工夫學習阿拉伯文、突厥 文、波斯文和梵文，隨後在柏林博物館當義工。一九○二年，也就是他四十二歲那年，正式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印度部門任職。當時德國第一梯次遠征隊正在南疆考 察。勒‧寇克能力強，意志堅，深受器重。兩年後，這名年過不惑、經驗不多的學者，被賦予帶領第二梯次遠征隊的重責大任，隨後也參與了第三和第四梯次遠征， 成為德國參與絲路大競賽的重要人物。一九三○年，勒‧寇克在窮困潦倒中逝世。他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破產，至愛的獨子在大戰中身亡更使他哀痛逾恒。不過，他 的死讓他僥倖逃過命運另一殘酷的打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柏林國家博物館慘遭聯軍密集轟炸，這批文物中的菁華盡皆化為灰燼。
譯者介紹
自序／導讀
導讀-新疆地埋寶藏記
詹宏志
中國後院的盜寶者
五年前(1995)，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麥田出版的陳雨航要我為耶利米．威爾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寫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寫過任何與旅行史題材相關的文字，但多年的閱讀浸染與愛好，不吐不快，結果竟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序，弄得有點喧賓奪主兼不識趣了。
那篇文章寫三位前後探險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旅行家，軼事左右蔓生，年代縱跨百年，更兼手繪地圖以示足蹤，一發難以收拾。雖說文章述說的是三位外來的旅行家，卻也看見阿拉伯民族的近代歷史滄桑；我忍不住大發謬論說：「噫，旅行人所見豈祗風土人情咁簡單，我們從三個英國人在沙漠的故事當然也看見古國沉淪的歷史；而如果把這三個人換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換成另一個沙漠：戈壁，那這一段故事我們就看見鏡中的自己。」
這裡提到的其中一位，就是本書《新疆地埋寶藏記》(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的作者亞勃特．馮．勒寇克(1860-1930)。
而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讀中國近代史有時難免興憂國之感；十九世紀末，歐美諸強已進入現代國家社會的政經架構，中國卻仍像遙遠記憶中的古老國度，而兩者之間的「傲慢相遇」則預示著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國族屈辱，這個傷痕至今未能撫平，許多驕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說，海峽兩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與這段挫傷的歷史有關。
我可能扯得遠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歷史的後遺症；我曾經自問，何以西方數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旅行探險經典」在華文世界裡長期無人聞問，成為一塊出版與閱讀的空白？我始終猜想這些西方探險家曾經闖入我們的後院，窺探我們最頹唐不堪的一面，並把它形諸文字(我們因而不得不讀到落後、奇異、神秘、野蠻等屬於自己的描述)，他們更趁著我們的昏昧無知，取走了無數的文化遺產，這段歷史是不容易面對的吧？
近幾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西北歷史時，光是對如何看待當年這些西方探險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場尷尬的考驗；這些西方旅行家進出中國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繪描地理、考察動物植被、更考掘古蹟文物，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民間並無現代知識可以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後來的中國學者有的把這些西方探險家指為「亡命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盜賊」，卻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的世界性學術貢獻(這些人許多是一流的漢學家，他們使中國的遺產廣為世人所知，甚至解決了某些中國學者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只是做為一個喪失大量珍貴文物的受害古國，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這一份探險家的名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許還應該加上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聞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亞地理考察而聞名，他常任意把俄國名字安在中國山川之上)，以及美國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國籍、勒寇克的德國籍，這份穿堂入戶的探險家名單簡直另一個「八國聯軍」，心理上受辱似的的創傷之感可以想見。
如今我們再到「絲綢之路」(這也是其中一位闖入
詹宏志
中國後院的盜寶者
五年前(1995)，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麥田出版的陳雨航要我為耶利米．威爾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寫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寫過任何與旅行史題材相關的文字，但多年的閱讀浸染與愛好，不吐不快，結果竟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序，弄得有點喧賓奪主兼不識趣了。
那篇文章寫三位前後探險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旅行家，軼事左右蔓生，年代縱跨百年，更兼手繪地圖以示足蹤，一發難以收拾。雖說文章述說的是三位外來的旅行家，卻也看見阿拉伯民族的近代歷史滄桑；我忍不住大發謬論說：「噫，旅行人所見豈祗風土人情咁簡單，我們從三個英國人在沙漠的故事當然也看見古國沉淪的歷史；而如果把這三個人換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換成另一個沙漠：戈壁，那這一段故事我們就看見鏡中的自己。」
這裡提到的其中一位，就是本書《新疆地埋寶藏記》(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的作者亞勃特．馮．勒寇克(1860-1930)。
而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讀中國近代史有時難免興憂國之感；十九世紀末，歐美諸強已進入現代國家社會的政經架構，中國卻仍像遙遠記憶中的古老國度，而兩者之間的「傲慢相遇」則預示著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國族屈辱，這個傷痕至今未能撫平，許多驕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說，海峽兩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與這段挫傷的歷史有關。
我可能扯得遠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歷史的後遺症；我曾經自問，何以西方數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旅行探險經典」在華文世界裡長期無人聞問，成為一塊出版與閱讀的空白？我始終猜想這些西方探險家曾經闖入我們的後院，窺探我們最頹唐不堪的一面，並把它形諸文字(我們因而不得不讀到落後、奇異、神秘、野蠻等屬於自己的描述)，他們更趁著我們的昏昧無知，取走了無數的文化遺產，這段歷史是不容易面對的吧？
近幾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西北歷史時，光是對如何看待當年這些西方探險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場尷尬的考驗；這些西方旅行家進出中國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繪描地理、考察動物植被、更考掘古蹟文物，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民間並無現代知識可以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後來的中國學者有的把這些西方探險家指為「亡命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盜賊」，卻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的世界性學術貢獻(這些人許多是一流的漢學家，他們使中國的遺產廣為世人所知，甚至解決了某些中國學者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只是做為一個喪失大量珍貴文物的受害古國，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這一份探險家的名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許還應該加上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聞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亞地理考察而聞名，他常任意把俄國名字安在中國山川之上)，以及美國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國籍、勒寇克的德國籍，這份穿堂入戶的探險家名單簡直另一個「八國聯軍」，心理上受辱似的的創傷之感可以想見。
如今我們再到「絲綢之路」(這也是其中一位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