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人性的人: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如何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 | 拾書所

改寫人性的人: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如何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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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文化人類學的誕生 戰爭時,這群人類學家加入戰情局,破解敵人的文化密碼, 承平時,加入「科學vs.文化」的論戰,挑戰大眾的敏感神經。 Anisfield-Wolf 書獎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 二戰爆發時,一群人類學家紛紛加入美國戰情局。戰情局的主要任務是對抗假訊息、製作影片和文宣提升士氣,其中有一個人還透過報章、電影和小說,破解敵人(日本)的文化密碼,寫成《菊花與劍》,她就是潘乃德(Ruth Benedict)。 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潘乃德並不是獨自一人。 從這群影響後世甚鉅的人類學家,可以追溯到他們的祖師爺——鮑亞士(Franz Boas)。 二十世紀初,種族主義瀰漫,當權者常常借用時興的種族科學理論(例如:顱型長短),對非我族類(例如:原住民、黑人、移民)歧視排外。 二〇年代美國盛行的種族主義,連德國納粹都從中汲取相對應的概念來對待猶太人,甚至覺得美國的種族認定標準太過苛刻(一滴血原則)。鮑亞士一反當時美國蔚為風潮的種族優越論,也抨擊受美國優生學添柴火的納粹種族政策,他認為應該採用更為科學的方法才能下結論。他的路數是強調「出田野」,到當地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他認為各個種族內部其實本身就存在許多巨大差異,如何可能將某個種族標籤化?如何可能斷言某個種族比較落伍,或天生野蠻? 他的結論是,這一切都是我們用自己打磨過的眼鏡評價異族,事實應該是,每個族群擁有不同的——文化。他用「文化」這個概念分析不同的人群,文化沒有高下之分,文化是相對的。他開創了文化人類學這門躋身科學殿堂的新學科。 在文化人類學這門知識的奠基者裡,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米德(Margaret Mead)。她相繼前往薩摩亞和新幾內亞進行田野,在原住民身上想要探究「性」這件事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她《薩摩亞人的成年》《新幾內亞人的成長》成為暢銷書,替性別解放運動提供思想的彈藥。 不過,米德的研究興趣並不只是客觀學術上的追尋,而是和她個人如狂風暴雨般的多角情感關係有那麼一層關聯,這增添她的研究動機和信念,最後更解放了她自己。 不只米德有切身的困頓,身為非洲裔、寫過《他們眼望上蒼》的賀絲頓(Zora Neale Hurston),以及身為原住民的德洛莉亞(Ella Cara Deloria),也為他們自己社群的困難處境做出貢獻。 在鮑亞士的鼓勵下,賀絲頓前往美國南方進行黑人民俗的採集,她還在中美洲海地(非洲奴隸最早到達美洲的地區)一探咒術和「殭屍」是如何煉成的。德洛莉亞在鮑亞士的資助下,前往原住民保留區採集編纂原住民的語言辭典,因為複雜的社會關係和社群經驗就收折在文法形式裡。對他們來說,他們不只是搶救某一族群即將消逝的文化,而是記錄活著的人正身處的豐富文化。 這群人類學家各有各的關心主題,但在知識史上,他們參與公共事務,加入言論激戰,掃除以「科學」為名的偏見,共同關心「生而為人」是如何的一種狀態?引領我們去思考該如何理解人性,更重要的是熱愛人類,而不是急著評判人類。 (編輯補充:鮑亞士開創的研究取徑,也透過他的學生迪克森〔Roland Burrage Dixon〕傳承給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移川子之藏,進而成為理解台灣原住民的知識實踐和政治治理。另外,「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此語出鮑亞士學生克魯伯〔Alfred L. Kro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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