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勃蘭兌斯（George Brandes），純粹以一個文藝批評家的業蹟，獲得到「丹麥文學之父」的榮譽，這不僅可為他的勞作的價值的保證，亦創造了文學史上的一個先例。他的流佈得最廣的代表作，是「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從這部著作裡，我們可以窺見著思想的全貌；除去觀察的銳利、解剖的微細、思想的深遂以外，它還有兩個特色：它把初斯的民主主義的精神輸進到文藝園地裏來，並以此為衡量文藝價值的標準；其次，它不把批評作成學究的說教，而造成為有機的活的藝術。在這個作者的眼光下，虛構的文學世界裏，其一切人物與一切行動，不僅實際存在，更有如較重要的歷史事件一般，對後世人類生活發生著重大的影響；在這個作者筆下，每一個偉大的作家與他們所創造的較重要的人物，都被揭去隱晦的面紗；露出爽朗的面貌，在若干場合，他們可以說得到了一次新生。　　如今這本「拜倫評傳」，便是從「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第四卷中抽出來的，它所佔原書的篇幅，幾近二分之一。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冷靜的批抨家的勃蘭兌斯，對於拜倫是十足熱情的。他從跛腳孩子和母親打架，講到希臘自由鬥爭的戰士之死，他以從頑童的歪詩「怠惰的時間」，講到十九世紀中可以與「浮士德」比肩的傑作「堂．璜」。在「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論述的近百個作家中，沒有人得到他如此的偏愛，也沒有人耗費了他這麼多的精神。倘使我們承認作者所云這書如有十九世紀思想活動的一篇大戲曲，則論拜倫的這部份便是這戲曲中的一幕，最重要最動人的一幕。譯者敢同觀眾推薦，這千真萬確是值得看的一幕劇。它和全世界各時代的任何關於拜倫的研究相比，都無遜色。　　本書的漢譯在抗戰時期（民國廿八年五月）曾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不過如今的譯文是和先前的，距離甚遠了。是否有什麼真正的改進，譯者還不敢擔保，但從校訂所費的時間來說，確實並不比新譯更為輕鬆。譯者　一九四八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