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典範轉移看新世紀的台灣生命力
台灣自1980年代以來的20年裡，經歷了四個前所未有的社會文化典範轉移，即：從威權體制到「民主典範」的轉移﹔從兩極省籍矛盾到四元「族群和諧典範」的轉移﹔從了無民間發展空間到民間「社會力典範」的轉移﹔以及從盲目成長的集體心態到新生環境和「永續發展典範」的轉移。然而，因為是進行的時間短和速度快，成熟度和穩定度都還不夠。
另外，還有兩個正在形塑和成形中的台灣社會文化典範轉移，就是「文化全球化╱本土化」和「知識經濟╱社會」的興起。嚴格說來，知識經濟社會在台灣的浮現正反映了台灣所面臨的文化全球化衝擊和因之而刺激所引發的文化本土化回應。知識經濟社會典範的轉移，更可以說是以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共存」和「和成」為此一新典範轉移的重要實質內涵。
這六個成熟程度不一的典範轉移，都有賴許多相關的制度化運作做為計劃性社會變遷的配套措施，才能將這六個新典範、新價值在台灣生根、落實和茁壯，而成為新世紀台灣本土社會生命力的一部分。在這關鍵的年代，社會學家蕭新煌教授藉由本書評析這些與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息息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為台灣大轉型留下歷史和宏觀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