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秋慶
　　台灣與梵蒂岡外交關係的挑戰與展望

　　向 駿
　　兩岸拉美競逐中的「美國因素」

　　鄭欽模
　　2005年大選後之波蘭政局發展與台波關係

　　陳一新
　　美中台新關係下我國的困境與出路

　　趙國材
　　中美一貫的與台灣不一貫的兩岸政策

　　尤本立
　　小布希第二任政府之兩岸政策格局及其未來

　　施正權
　　全球化困局與出路下的台灣國際戰略行動

　　蔡錫勳
　　日本崛起

　　胡慶山
　　2006年台灣與日本對外關係之未來展望

　　鄒忠科
　　台灣對歐盟科技外交初探

　　林若雩
　　中國與東協發展軍售關係對東亞安全的影響

　　魏百谷
　　俄羅斯在東北亞能源競合的角色

　　張五岳
　　2006年兩岸關係的挑戰與因應

　　翁明賢
　　從奈伊軟權力探討國家利益的新思維

　　「歷史的風，當它吹起時，將壓倒人類的意志；然而，預知這些風暴，駕馭它們，就長程而言，並使它們為人類服務，則又是在人類的能力範圍之內。」—薄富爾（Andr? Beaufr?）

　　「戰略的本質即為行動的指導。戰略家所研究的主題即為國家在國際關係中應如何行動。一切戰略理論，就概括的意義而言，也就是『行動學』（Praxeology）」—鈕先鍾

　　近年來台灣執政的政府倡議增進國際參與，追求進入國際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像原住民、人權或衛生等機構，無可否認這是可以充實台灣的功能性外交作為。然而，台灣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本質，仍無法在國際上實質地展現出來，因此誠摯地呼籲，當前政治人物除了爭取全國性選舉的勝利與分享權利外，應該正視台灣政府統治合法性弱化的原因，以及努力促進台灣的國家利益。

　　美國布希政府第一任期對台海兩岸從平衡走到不平衡的政策轉變，不僅顯現在副總統錢尼與中共領導人在2004年4月達成的防獨共識與合作機制的啟動，更顯現在國務卿鮑爾、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公開抨擊台獨的立場。等到2004年底布希政府第一任期結束之前，美國國務院對中共反分裂國家法的曖昧態度，尤其讓台北強烈感受到美國的兩岸政策已經嚴重失衡。另一方面，布希總統2005年 11月的亞洲行讓許多亞太地區國家感到，中國不但已經崛起，而且正在利用美國外交政策重心放在中東的機會，大舉擴張勢力範圍，美國再不改弦易轍，亞洲很可能與美國漸行漸遠。顯然，美國已逐漸警覺到，在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北京與華府在台海問題分享發言權的意圖日益明顯。因此，布希在2005年 11月訪問亞洲時主打台灣民主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新確保台海問題的發言權與主導權。

　　台灣前途與兩岸關係密切相連，蓋台灣之安全保障有賴美國的支持，台灣之經濟繁榮有賴與中國的經貿往來。除日本外，美中台三方對兩岸關係之共同利益都是希望和平處理台海問題。台灣安全是美台關係的基石，台海關係高度緊張，不僅會影響亞太區域之安全，且會使美國的利益受損害；倘台灣不挑釁，而中國武力犯台，美國很可能會適用「台灣關係法」而進行干涉。

　　中國大陸現已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主導東南亞政治經濟結構的重組，逐步邁向亞太區域經濟大國之途。而陳水扁政府在兩岸經貿往來上竟刻意採取緊縮政策，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將更壓縮台灣經濟自由發展的空間。

　　兩岸春節包機以後，一時美國的中國通們對於台海兩岸緊張的緩和都感到抒解 。惟陳總統在二○○六年元旦及農曆春節談話中表示要考慮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升高兩岸緊張關係，迫使美方表達嚴重關切，要求陳總統「信守承諾」，陳總統是否將會因美國的壓力而軟化其對中國的立場，仍有待觀察。

　　目前，中國正傾全力準備二○○八年北京奧運會及二○一○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俾向世界各國展現大國威望。在兩岸關係上，北京必定對國際輿論有所顧忌，而沒有時間專注台灣問題。陳水扁政府擬把握這兩次大會舉辦前之千載難逢的機會，另闢蹊徑，企圖突破。倘若台灣欲利用二○○七年新憲公投之機會貿然宣告獨立，美國不僅不予外交承認，且會聯合其他友邦共同抵制，亦有可能採取通過聯合國決議案的方式，對台灣實施經濟制裁。

　　台海危機依然存在，預測直至二○一○年這段期間，解決台灣問題之機率仍微乎其微。中國在辦完奧運與世界博覽會後，其國際地位隨之提升，勢必有更多時間注意台灣問題，台灣將必逐漸感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

　　總的來說，美國在「一中政策」架構下，所形塑出「維持現狀」的兩岸政策格局，業已透過美國彈性處理中共「反分裂法」及台灣「廢統主張」，而為之擴張，並使兩岸皆認為此一格局未來仍具某種迴旋空間與彈性，如果美方未能及早清晰定義此一格局的底線，且不對兩岸施展節制力量，而任由兩岸相互競逐迴旋空間，一個台海情勢緊張不斷升高的局面，似可預期。

　　就經濟面向加以檢視，尤其是金融面向，全球化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催化下，的確是呈現加速地前進。同時，在追逐比較利益前提下，經貿的整合，也似乎呈現出無疆界的世界；然而，如果從資訊落差來看，那是否有形成真正的「全」球化，可就頗值深思了。但是，無可諱言地，正因為資訊科技的力量加上後冷戰時代世界新秩序的推展，形成了所謂平的世界，不僅國家行為體行動自由擴大了，非國家行為體也更具行動自由性，而且迅速擴增。尤其在追逐比較利益時，因傳統資本主義概念而導致陷入生態與環境全球化困局，國家間囿於主權因素，對於問題之解決曠日廢時；然而，非國家行為體，尤其是非政府組織，因其所具有的彈性、參與性與承諾性，更能發揮其解決問題之功能。自198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透過國際合作所發揮的專業功能即備受肯定，這對於試圖拓展台灣國際行動自由的我們，應是戰略思考轉向的一個起點。

　　其次，如何在訂立可能而具挑戰性的行動目標下，建構一個合理有效的國際行動戰略，才有可能產生合理有效的戰略行動。進一步說，任何一個戰略行動的採取，必然是在正確的環境、資源與目標評估之後，繼之以發展力量、累積力量、分配力量，才能克盡其功。當前台灣在外環境上有中共和平發展戰略的行動軟圍堵，但全球化困局的形成與出路的尋覓，卻提供龐大的可能行動空間；內環境上，弔詭的亞洲競爭力第一與衰退的國家治理， 對資源的積累是相當不利的，遑論政黨制衡或意識型態的鬥爭。而缺乏內在一致性目標的政策制定，更是掣肘了台灣的國際戰略行動。

　　再就戰略運作與互動性看，它是一個建力、用力，造勢、用勢的過程。當力未逮，勢未成，也只能處機待勢，同時利用中共和平發展與全球化密不可分的客觀形勢，發揮軟權力創造可能的行動自由；而聯合國與各非政府組織通力合作，為解決全球化困局所形成的綿密網路，尤其是它的低階政治特性更構成另一個可能的行動自由範圍。這樣的一個全球戰略新形勢，就看台灣如何建構一個完善的國際行動戰略來採取有效合理的戰略行動，加以借力使力了。

　　最後，也許我們可以仿效薄富爾的說法：「中共的和平發展戰略，當它展開時，將限制台灣的行動自由；然而，預知和平戰略與全球化的行徑，駕馭它們，就長程而言，並使它們為台灣服務，則又是在台灣的能力範圍之內。」

　　當全世界的關注都集中於中國之快速崛起時，日本也在慢慢地崛起。邁向正常國家化、包含台灣海峽的日美「共同戰略目標」、擬修改憲法第九條、自衛隊海外派遣、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簡稱「入常」）、股市大漲等都是證明日本崛起的有力證據。2005年10月8-14日版的The Economist更用“The sun also rises: A special issue on Japan’s economic revival”的封面報導來形容日本之重新崛起。The Economist的Bill Emmott主編曾在日本泡沫經濟高峰時期的1989年出版Sun Also Sets: The Limits to Japanese Economic Power中精確地預測出90年代中期日本的衰退，2006年他則以The Sun Also Rises一書宣布日本的復活。由此，本文之目的為研究日本如何崛起。

　　有鑒於我國目前在國際特殊情勢之發展，欲直接推廣政治外交實屬不易，此外我國也曾欲經貿外交達成等同目的，但卻因對岸近年來經濟實力強力掘起，同時也壓縮我國欲以經貿方式達成外交之方式。因此，開拓並加強與世界各國科技合作發展關係，就成為我國達成、鞏固與拓展邦交國家關係與獲得無邦交國實質關係的重要方式之一。科技合作發展關係不僅可以增加雙方科技技術成長，更是一種低敏感度，較不易受政治因素干擾的外交行為。

　　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即開始以軍事外交來執行其外交與國防政策的方式。特別是1960年代中蘇共之間的關係轉變後，中國復加強與亞洲及非洲開發中國家建立軍事關係，透過此類合作關係，中共一方面可以擴大本身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亦可以透過此軍事關係達到在國際上孤立台灣的目的。 其中亞洲國家與中國的軍事關係最早與最密切者，莫過於東南亞的緬甸與泰國，而中國從未否認與緬甸「有如兄弟般的關係」。事實上，幾乎東亞所有國家都將經援與軍售視為達成國家外交目標的重要手段，一九五○代至一九八○年以前，中國發展與緬甸之經貿關係，其中之一的目標即在於拉攏緬甸，企圖藉各項經濟援助將緬甸納人其勢力範圍之內。

　　特別是後冷戰時期，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深切體認必須與國際社會「接軌」。1990年代起，中共更進一步加強對外軍事安全互動，並擺脫自我設限，避免隔絕於國際社會。中國也開始參與如東協區域論壇(ARF，1994)，東協加三(ASEAN+3，1997)，參與多邊安全制度的對話機制，並且由其間發掘本身之國家利益。另外，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後，中國參與全球反恐；而透過地區安全合作，中共已與一百多個國家建立軍事關係，一百多個駐外使館開設武官處。中國並透過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建構，與俄羅斯發展了軍事國防高層的定期會唔機制，與美、日、歐盟等國際社會的中心力量也建立、發展各種層級的軍事關係。

　　即以去(2005)年最受中國人民關注的中國軍事演習而言，便是中國與俄羅斯於2005年8月17-25日舉辦的“和平使節－2005”。聯合軍事演習於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與中國的山東半島及附近海域舉行。重要的是，此次演習中國邀請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與觀察員觀摩演習，但卻拒絕了美日作為觀察員的要求。 另外，“北劍2005”是有史以來中國邀請觀摩國家最多，展示規模最大的一次海外觀摩演習，來自朝鮮、印度、俄羅斯、法國、英國等24個國家的軍事觀察員參加；同時，中國另有與印度的“中印友誼2005”，與巴基斯坦的“中巴友誼2005”，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中國與印度海軍的第二次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演習，第一次為2003年11月14日的“海豚0311”。

　　俄羅斯總統普欽自2000年上任後，即致力於參與亞太事務，尤其對東北亞的區域安全與發展，態度更是積極 。其中，尤以能源議題，更是普欽談話的要點，例如，2003年普欽參加曼谷APEC領袖高峰會時，明確指出，將善加利用俄羅斯三分之二領土位於亞洲的地理優勢；同時，俄國願意在亞太地區新運輸路線和能源結構的建立方面，以其地理位置及資源結構發揮關鍵性作用 。俄羅斯遠東地區豐富的能源資源，而在東北亞經濟快速崛起之際，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俄羅斯的角色扮演，對東北亞的能源發展，深具影響力。有鑑於此，本文重點將探討俄羅斯在東北亞能源競合，所扮演的的角色。本文首先分析俄國的能源策略；其次，探討俄羅斯遠東與東北亞的關係；另外，探析俄中、俄、日管線的爭議，俄國的考量為何；最後，嘗試提出對台灣的策略意涵。

　　2005年3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兩會召開期間，提出新情勢下發展兩岸關係四點意見（通稱胡四點），3月14日北京全國人大在各界矚目下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就北京而言，胡四點與反分裂法不僅被高舉為中共對台政策的分水嶺，也是兩岸關係劃時代的里程碑。相較於江澤民主政十三年期間，在對台政策上雖也曾實施「文攻、武嚇」，但不免被大陸學者譏為「『文』不足以收台灣人民之心，『武』不足以奪台獨份子之志」，兩岸關係在歷經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後漸行漸遠。北京與各界在反分裂法通過後普遍認為，胡錦濤主政下軟硬兼施（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對台政策則在手段上與策略上更加細膩靈活。

　　反分裂法通過後一年來，就北京而觀，在硬的一手祭出了「反分裂國家法」，體現北京不惜通過立法反獨的決心，已經取得對台獨的當頭棒喝，與有效抑遏；在軟的一手則積極與台灣各政黨各團體接觸，不僅邀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訪問大陸建立起「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共識，更是不時透過政黨溝通機制達成共識。此外也主動釋放若干善意，如主動贈送大熊貓、開放台灣十多種水果零關稅銷大陸、對台生學費同等收費、撥款300億提供台商貸款、準備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等等，以體現對台政策的新風貌。在陳總統發表元旦講話暨在2006年2月27日終止國統會運作與國統綱領適用之前，北京認為普遍認為，過去一年兩岸關係總體是和平穩定發展的。但在台北宣示終統後不到48小時，北京除了以中台辦國台辦『授權』發表措辭強烈聲明（上次授權聲明為2004年的五一七聲明）外，胡錦濤、賈慶林、曾慶紅…等國家領導人，也迅速口徑一致批判：這是對一個中國與台海和平穩定的嚴重挑釁，是在走向台獨道路上賣出的危險一步，北京更是對台北的憲改憂心忡忡，何以反分裂法一週年兩岸關係變化至此?

　　根據國家政策研究院委託中華徵信所所做的有關反分裂法通過後，一年來兩岸關係的最新民意調查（執行時間2006年2月28日到3月2日）顯示，整體而言中共反分裂法通過後一年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到底是變好還是變壞，有49.3％的受訪民眾認為變壞，有11.6％的人認為變好，有28.4％認為沒改變，有10.7％回答無意見或沒反應。此外，這份民調也顯示，絕大多數台灣民意都主張台灣前途應由台灣2300萬人民決定；不接受北京反分裂法所強調可以對台使用非和平手段方式；不同意北京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吾人無意在此批判究竟兩岸關係變壞因果責任誰屬，但如果和平與發展是兩岸政府與人民共同的期待，而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發展又多數繫乎兩岸執政的認知作為與互動之間，那麼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實有其必要性。

　　戰後國際關係理論與學派的研究起點，普遍以「權力」（power）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為主。例如現實主義學派（realism）強調「國家權力」（national power）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新自由主義（neo-realism）提出「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 ，是解釋國際政治的三個主要因素。權力是軍事力量的代名詞，利益則是對權力、安全、財富等利己性的追求，制度則是由規範（norms）或規則（rules）所構成。這三個要素主導了戰後國際關係的研究，儘管這些學派都沒有表明物質取向的研究，但是他們常常把這些要項視為物質因素。其次，在全球化下，由於資訊、電信與網路的蓬勃發展，權力的性質也發生轉變，相對於傳統的軍事硬權力（hard power）漸漸失去其重要性，代之而起的是所謂軟權力(soft power)的產生，更是對國際關係理論注入新的思考角度與詮釋途徑。本文試從權力的性質著手、區隔軟、硬權力的關係，繼而討論全球化下的軟權力產出來源，論述軟權力對國家利益的作用，最後，結語中強調一國應該發展軟、硬權力才能全方位確保其最適切的國家利益。

　　梵蒂岡(Vatican)是唯一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歐洲國家，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它在台北設立大使館，待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作為大使的葛錫迪總主教回梵蒂岡述職即未返回任所，此後梵蒂岡沒再派高級外交官來台灣，僅由代辦負責在台館務。其後，梵蒂岡和中華民國的關係，出現過不穩定的傳言，有可能梵台斷交而終至沒產生。去年四月陳水扁總統首次赴梵蒂岡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葬禮後，再度傳出梵蒂岡與台灣斷交之聲，而且新教宗本篤十六世也是有意轉而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復交，以利教務發展。

　　無庸置疑，梵蒂岡這個意指「先知之地」的國家，其情況很特殊，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人口一萬人，政教合一，常駐人口僅五百四十人，但它是全球八億天主教的信仰總部，掌握世界各地的教會。過去梵蒂岡和中國的共產政權長期沒有外交關係，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對立，不過自從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天主教徒日益增多，據估計總數達一千四百萬人，然而中國政府僅承認其中的五百萬信徒，因此梵蒂岡近年來透過羅馬的聖艾智德團體（Comunita di Sant Egidio）和中國進行非正式對話，也利用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作直接的接觸，表現出想要和中國修好的作為，以便恢復雙方外交關係。無庸置疑，梵蒂岡這種做法，其用意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家，如果和它改善關係，梵蒂岡作為一個普世主義的推動者，可以為羅馬天主教得到一個難得的傳教機會；另方面，梵蒂岡若不儘快和北京建交，中國境內所謂地上與地下的教友都不能過正常的宗教生活。

　　「我國對中南美洲的外交，主要依恃兩大支柱。一是以經貿投資包裝的外援政策，二是美國的間接支持。但隨著中共國力增長及美國在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