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
七十年代轉型前的思想狀況
鄭鴻生
1975年八月，我剛服完兵役，準備赴美留學，卻被一本新出的雜誌吸引住了，那是黃信介與康寧祥出面辦的《台灣政論》。當時想到，繼《自由中國》、《文星》等五、六十年代的反對刊物之後，又有了一面新的抗議旗幟，感覺有如久旱甘霖。尤其我那時剛經歷過兩年多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心理折磨，十分鬱悶，一心想著離開台灣去享受著自由日子。《台灣政論》雜誌的出現讓我重燃信心，以為「五四運動」在台灣的香火終能不斷，台灣民主運動的康莊大道將會如此筆直展開，遂在行李中偷偷夾帶了一本，出國去了。
三十年後回顧往事，《台灣政論》這份刊物竟是七十年代台灣歷史轉折的一個重要徵兆。在政治上，它代表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興起，以及中國五四傳承的開始沒落。它不只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大轉折，更是七十年代思想轉型的重大象徵。
任何轉型皆非一蹴而就，總要經過內在動力的長期蓄積與外在環境的逐步演變。且讓我們從六十年代台灣的思想狀況回溯起，來追索這個重大轉型的來龍去脈。
楊逵〈送報伕〉，1972
1972年，在中國重新進入聯合國組織，中美開始重建友好關係之後，大陸的文革進入最後階段。我那時就讀台灣大學哲學系，參與過的台大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1971年春夏)，及接踵而起的校園民主潮(1971年秋~1972年夏)，也已步入尾聲。在暑假回南台灣老家的途中，我照例路過台中大度山上的東海大學，尋訪中學時代的老友，就讀東海大學歷史系的林載爵。
上大學之後幾年來，我每次來到大度山，老友總會興奮地展示他在山上的新發現。從校舍的唐風建築，到那座令他感動不已的經典建築路思義教堂，再到那時幾乎將校園包圍起來的綿密堅韌的相思樹林，總讓我覺得來到一個充滿靈氣的所在。而這次的暑假路過之行，老友一見到我就又興奮地說：走！我們到學校對面的東海花園去找個人。我遂跟著他走出校門過到對山，發現「東海花園」是一個不算特別大的私人花圃。園裡一位老者守著一棟老舊的房舍，辛苦地在磽薄的土地上種植著一方花草。然而他並非像陶淵明式的隱者那樣，躲在山上採菊東籬以度餘生，而是為了餬口度日，種的花是運到山下市場去賣的。
老友帶我去拜訪的這位老農，既非山中隱士，也非一般花農，他是楊逵──台灣在日據時期的小說家及抗日農民運動的組織者。然而在當時，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楊逵這個名字卻是陌生的。他在1949年因為一篇「和平宣言」而被當局投獄十多年之後，就未出現在台灣的任何報章雜誌上了。出獄幾年後，終於在大度山上覓得一塊地，做起花農來。1972這一年，他已經六十七歲了。我們這些戰後嬰兒潮的一代，當然無從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物，也無知於台灣在日據時期曾有過的各種抗日運動，更不可能去讀到他那篇描寫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著名短篇小說〈送報伕〉。老友興奮地拿出手抄的〈送報伕〉來給我看，讓我讀得熱血沸騰。接著我又得知，這篇發表於1934年的作品，原是以日文書寫的。畢竟，就像同一世代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我父母親，楊逵當時所能掌握的現代語言只有日文。然而我又發現，將原著翻譯成中文的人，竟是大陸的著名作家胡風，心裡更是驚喜萬分。
為了追尋前輩的足跡，老友開始探討台灣歷史與文學，挖掘楊逵的經歷，並撰成〈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一文，登上了創刊不久的《中外文學》。此後楊逵再度為台灣的知識界所知，重新與當時台灣的文化知識圈掛了鉤，他所代表的的歷史意義也獲得肯定。到了七十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他是鄉土派作家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等人可以回溯的文學源頭。
七十年代轉型前的思想狀況
鄭鴻生
1975年八月，我剛服完兵役，準備赴美留學，卻被一本新出的雜誌吸引住了，那是黃信介與康寧祥出面辦的《台灣政論》。當時想到，繼《自由中國》、《文星》等五、六十年代的反對刊物之後，又有了一面新的抗議旗幟，感覺有如久旱甘霖。尤其我那時剛經歷過兩年多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心理折磨，十分鬱悶，一心想著離開台灣去享受著自由日子。《台灣政論》雜誌的出現讓我重燃信心，以為「五四運動」在台灣的香火終能不斷，台灣民主運動的康莊大道將會如此筆直展開，遂在行李中偷偷夾帶了一本，出國去了。
三十年後回顧往事，《台灣政論》這份刊物竟是七十年代台灣歷史轉折的一個重要徵兆。在政治上，它代表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興起，以及中國五四傳承的開始沒落。它不只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大轉折，更是七十年代思想轉型的重大象徵。
任何轉型皆非一蹴而就，總要經過內在動力的長期蓄積與外在環境的逐步演變。且讓我們從六十年代台灣的思想狀況回溯起，來追索這個重大轉型的來龍去脈。
楊逵〈送報伕〉，1972
1972年，在中國重新進入聯合國組織，中美開始重建友好關係之後，大陸的文革進入最後階段。我那時就讀台灣大學哲學系，參與過的台大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1971年春夏)，及接踵而起的校園民主潮(1971年秋~1972年夏)，也已步入尾聲。在暑假回南台灣老家的途中，我照例路過台中大度山上的東海大學，尋訪中學時代的老友，就讀東海大學歷史系的林載爵。
上大學之後幾年來，我每次來到大度山，老友總會興奮地展示他在山上的新發現。從校舍的唐風建築，到那座令他感動不已的經典建築路思義教堂，再到那時幾乎將校園包圍起來的綿密堅韌的相思樹林，總讓我覺得來到一個充滿靈氣的所在。而這次的暑假路過之行，老友一見到我就又興奮地說：走！我們到學校對面的東海花園去找個人。我遂跟著他走出校門過到對山，發現「東海花園」是一個不算特別大的私人花圃。園裡一位老者守著一棟老舊的房舍，辛苦地在磽薄的土地上種植著一方花草。然而他並非像陶淵明式的隱者那樣，躲在山上採菊東籬以度餘生，而是為了餬口度日，種的花是運到山下市場去賣的。
老友帶我去拜訪的這位老農，既非山中隱士，也非一般花農，他是楊逵──台灣在日據時期的小說家及抗日農民運動的組織者。然而在當時，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楊逵這個名字卻是陌生的。他在1949年因為一篇「和平宣言」而被當局投獄十多年之後，就未出現在台灣的任何報章雜誌上了。出獄幾年後，終於在大度山上覓得一塊地，做起花農來。1972這一年，他已經六十七歲了。我們這些戰後嬰兒潮的一代，當然無從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物，也無知於台灣在日據時期曾有過的各種抗日運動，更不可能去讀到他那篇描寫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著名短篇小說〈送報伕〉。老友興奮地拿出手抄的〈送報伕〉來給我看，讓我讀得熱血沸騰。接著我又得知，這篇發表於1934年的作品，原是以日文書寫的。畢竟，就像同一世代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我父母親，楊逵當時所能掌握的現代語言只有日文。然而我又發現，將原著翻譯成中文的人，竟是大陸的著名作家胡風，心裡更是驚喜萬分。
為了追尋前輩的足跡，老友開始探討台灣歷史與文學，挖掘楊逵的經歷，並撰成〈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一文，登上了創刊不久的《中外文學》。此後楊逵再度為台灣的知識界所知，重新與當時台灣的文化知識圈掛了鉤，他所代表的的歷史意義也獲得肯定。到了七十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他是鄉土派作家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等人可以回溯的文學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