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中期，「原住民生態智慧」、「傳統狩獵模式」的論述，企圖將原住民的傳統生計模式與現代西方科學的生態觀點結合，同時，也提出資源共管、共享的機制與規劃，而提供原住民產業經濟的契機。同時期，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其中又以「文化產業化」的理念與政策實踐為主軸，希冀發掘原住民社會文化傳統，將之轉化為文化商品，來帶動原住民部落的產業，也解決部落文化斷層的問題。這兩項發生在八0年代中期的原住民社會改造的主軸，落實在部落文史調查與記錄工作的興盛、部落傳統技藝的培訓和產業化等現象上。 民國89年的921大地震，對原住民部落以及相關的原住民社區及文化工作者產生巨大的衝擊。在民國90年之後，我們看到政府對原住民社會宣示「新伙伴關係」、全國原住民部落如火如荼地展開「部落地圖」繪製的工作，而新的社造理念與模式在中部災區以及其他地方開始萌芽。八0年代以來，在原住民社造運動中所強調的「傳統生態智慧」擴展為對傳統領域以及其他文化資產的考察，「文化產業化」的內涵，由原來「市場」為導向，也加入了社區「培力」（empowerment）以及有關「主體性」的論述。經過這個轉折，有關台灣原住民社會發展的論述，由早期的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由中心而邊陲的決策與發展模式，轉變成對族群與部落主體性的強調。對於這個論述主軸的變化，值得我們深入瞭解，而這些論述在實踐過程中的具體內容，以及實踐本身的效果，也值得我們作細部的討論。 在這些過程中，台灣社會培訓、累積了一批數量相當可觀的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分佈在部落內、學院中、以及政府機構中，形成一個共同工作領域的社群。在原住民社會改造運動的過程中，這些廣義的原住民社會文化工作者，對於其工作、對於其工作對象以及其所扮演角色的認知，有一定的轉變，而文化工作者相互之間，以及文化工作者與其對象的社會關係，也有一定的轉變。造成這些轉變的因素、以及這些轉變對於社造工作本身的影響，也是值得探討、觀察的。 另一方面，在這十數年之間，原住民之間也不乏原住民傳統文化性靈的追尋者。作為部落族群的哲學家，這些創作者追尋其文化母體，透過現代的形式和語彙，在其作品中加以萃煉，結晶成為族群文化的表徵。這些文化性靈的追尋者，是族群性靈的泉源，卻也和原住民社造運動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 本次活動，我們設計了座談會、影展、參訪等形式，邀請國內原住民文化工作社群中，各相關領域的工作者參與，希望透過針對本國近十年原住民社會發展的主要脈動作一省思。另一方面，在廣泛的南太平洋地區，其他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inguistic Groups）社會也遭遇到與我國相類似的問題。因此，我們也藉此機會，邀請南島地區的文化工作者與會，參與我們的對話。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中互相吸取他人的經驗，一方面，希望這個討論的過程，也有助於大家思考相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