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8)後解嚴台灣文學 | 拾書所

思想(8)後解嚴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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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思想》邀請四位作者,針對「後解嚴的台灣文學」展開討論。我們所關心的,當然不是解嚴這個具體事件本身,而是這個社會一旦擺脫了威權政治所施加的束縛禁錮,前路操之在己,成敗得失要由自己負責了,其成果就格外值得理解和檢討。特別就思想、文化而言,瞭解解嚴前後的變化得失,更有助於彰顯台灣的思考主體,究竟具有多少思想資源與自我意識。

  本期關於文學狀況的幾篇檢討,都明確指出,文學與解嚴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創作自由問題。解嚴以前,台灣的文學意識之澎湃,已經預告了新的多元主體正在浮現;解嚴之後,社會的多元自覺與運動,更為這種意識提供了莫大的動力。解嚴前後,張錦忠先生所謂的「後浪新潮」自西方湧到,與島內自發的身份認同潮流匯合,一時之間構成了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眾聲喧嘩。但是,喧嘩之後留下了甚麼樣的作品,幾位評論家的評價,似乎仍是期待多於肯定。

  文學領域的經驗顯示,解嚴固然帶來了較為開放的氛圍,但即使加上外來觀念的刺激,還需要有社會的動能來支撐鼓動,才能共同構成文學的熱鬧局面。不過,即使局面已經成形,若是作家本身沒有能力善用局面,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還是有限。解嚴云云,對於文學的意義不會很大。

  解嚴當然滿足了自由主義的長期期待,可是實情說來諷刺,在台灣,解嚴居然構成了自由主義的致命考驗:隨著解嚴,自由主義也就喪失了動力;而在中國大陸,雖然無所謂戒嚴解嚴,自由主義作為思潮也提前宣告式微。這個情況,本身便需要理解說明。「自由主義的處境與未來」筆談,在上一期發表四篇台灣與大陸學者的觀察分析之後,引起了海內外的矚目。本期繼續刊登同題另外五篇筆談文章,分別由大陸、香港及台灣學者執筆。有興趣的讀者,無妨將前期及本期的文章並觀,認識問題的全貌。中文自由主義的衰落,當然有外在肇因,不過其本身的體質羸弱、視野狹窄、與社會動態隔絕,也是必須承認的缺失。這個情況,是不是會隨著大家的相關討論增加而改善,只能拭目以待。無論如何,我們歡迎讀者加入這場筆談。

  本期的精彩文章,還有「思想鉤沈」這個欄目裡面的四篇珠璣之作,各自把我們的視野向著意外的方向開展。台灣知識份子為甚麼不曉得許壽裳這個人物?台灣的咖啡豈是始自星巴克?自由主義者豈能不細讀嚴搏非先生所談的波蘭尼《大轉型》(即是唐諾先生筆下的博蘭尼《鉅變》)?而廖美小姐生動呈現的赫緒曼,為甚麼能夠出入於經濟發展、政治經濟學、政治思想、以及繪畫之間?(廖美提供赫緒曼的自畫像照片,把其人與其藝同時帶到讀者眼前。)這些話題與思路的出現,令《思想》所涵蓋的景觀超出了台灣的逼仄當下,眼界陡然寬敞、繁複、明亮了許多。

  更有助於開闢新視野的作品,當推黃宗潔小姐對台灣動物書寫狀況的介紹。這個主題的重要性日增,可是相關的研究還很少。有此一篇在手,讀者可以掌握台灣動物寫作領域的狀況與得失,甚至於認識到所謂的「混和共同體」如何容納著各類人等與動物、植物乃至於生態系統。一如「思想」通常侷限於人類,文學對這個共同體的重現與理解,顯然還有著嚴重限制。

  本期《思想》還有兩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文章,卻都不是直接談論當年那場事件,而是探討今天有關二二八的三種主要論述、以及針對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這本大有影響的二二八見聞錄的批評。吳乃德先生一本一貫的關懷,檢討族群衝突論、國家暴力論、以及冷戰結構論三種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詮釋。吳乃德文章的動人與懾人,正在於他為這個議題開拓了一個關鍵的道德面向。郭譽先先生的書評或許不能說服每一位讀者,不過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卻不能迴避。這兩篇文章性質迥異,卻都屬於一種「後設」性質的討論,即檢討我們如何理解與敘述二二八事件,是有其獨特的意義的。

  感謝余英時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兩位在華人學術與藝文領域廣受敬重的人物,願意在本刊發表他們的新作。他們的賜稿,相信會鼓勵更多的作者與讀者參與本刊的努力,促進中文世界思想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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