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通過對紛繁複雜的史事之挖掘、梳理和分析，揭示了中共歷史中被忽略、被“黨文化”遮蔽但發人深省的一個重要側面：中共黨內存在一個被壓抑和扭曲的自由主義傳統，這個傳統以其頑強的生命力接受考驗與磨難，而且有可能促成中共轉型、浴火重生。本書在理論上厘清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恩怨是非，也以此作為全書的理論鋪墊。所述史事，則以中共創建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這三個時期為重點，論述中共與自由主義之間的互動。事實是，中共從建黨時起就有自由主義的基因，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又由廣大知識青年注入自由主義的新鮮血液，二十世紀八十年以來古今中外的自由主義知識和思想資源更是紛至遝來。自由主義因素在中共黨內確實屢受打壓，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極權主義瘋狂時代也仍然不絕如縷。經歷過革命和黨國社會主義的狂熱和幻滅，經歷過極權主義黨國迷途上的苦楚和反思，中共黨內的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以來重放異彩。中國人在歷盡滄桑之後重新尋回的自由主義，有可能將中華民族引上人類文明的主流正道。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從自由主義轉到共產主義，而又回歸自由主義；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青年之代表李慎之，在投身共產主義事業五十年之後，也徹底拋棄共產主義而擁抱自由主義。他們經歷了共產主義運動之所有甜酸苦辣，才認清自由主義是現代人類之主流正脈，走完了一個輪回。

　　黨國當局或朝野上下人士反對憲政轉型之理由，是“條件不成熟”。此論實為無稽之談。當今中國實現憲政轉型之“經濟基礎”，其優越程度比諸當年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不是一個重量級。

　　黨國媒體沒有如實反映前蘇聯東歐在“蘇東波”之後的現實，而是對他們進行妖魔化，使很多國人都認為那裡混亂不堪、貧窮落後、暗無天日。其實，前蘇聯東歐變革後之整體經濟文化水準遠遠高於我們，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比我們高，一些國家還高出幾倍。他們不僅獲得了日漸成熟之憲政民主，市場經濟之發展與繁榮也上了軌道。

　　近代以來西方各國捷足先登現代化的殿堂並在幾個世紀中遙遙領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人發現並採納了自由主義。西方人將中世紀稱為“黑暗的中世紀”。西方中世紀的粗拙和黑暗，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經過“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西方人率先向中世紀的黑暗告別，躍升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楷模。其實，人類歷史“現代性”最根本標誌，便是自由主義思想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

作者簡介

馮崇義

　　曾就讀於中山大學、南開大學和英國裡茲大學，是中國第一位中國現代史博士。曾任中山大學歷史系講師、南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墨朵大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現任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兼職教授。1995年在悉尼科技大學開設中國學學科﹐隨後創辦研究類中國學研究生課程、培養可以用中文寫作學位論文的中國學博士和碩士，在英語世界的高等教育中將中文提高到與英文同等的地位，為全球首創。還發起成立“中國省市研究中心”，出版以中國省市研究為主題的叢書和《省市視野中的中國》(Provincial China)雜誌。主要科研領域是現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兼及當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凡六十餘篇。學術專著有《農民意識與中國》 ﹔《羅素與中國》﹔《國魂﹐在國難中掙紮﹕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China’s Hainan Province in 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海南經濟與投資環境分析》； 《走出輪回﹕農民意與百年中國》；《和解的智慧。主編的著作有《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with Hans Hendrischke) (Routledge 1999);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抗戰時期華北的社會生態》)；《憲政與中國》；《李慎之與自由主議在中國的命運》；《二十世紀的中國》；《憲政民主與和諧社會》；《多學科視野中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