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就有「民有」（of the poople）與「民享」（for the people）思想，獨缺林肯所說「民治」（by the people）（註1）觀念，因而只能稱之為「民本主義」（註2）。
何以中國古代沒有民主思想？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薩孟武主張是，「吾國自有歷史以來，就是大國，而與希臘的城市國家不同。⋯⋯要在大領土之上，集合全體人民開會，是辦不到的」。孫廣德則歸因於：1缺乏鬥爭精神，2報應說的信仰，3真命天子思想，4人治觀念（註4）；第1點中尚包含1. 無權利觀念及2. 無固定的貴族階級二因素（註5）。熊十力則認為是後世儒家背離或誤讀了六經，未能正確解讀孔子「外王則以天下為公為宗，以人代天工為用」（註6）的要旨，才導致孔子已有的民主思想未能實現，開花結果。徐復觀則歸咎於儒家「總是站在統治者立場去求實施，而缺少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去爭取實現」（註7）。並指出中國無法制服專制，開出民主，一方面緣於中國文化自身有結構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是緣於專制政治持續不斷的強力壓制和歪曲。
牟宗三則謂，西方能出現民主，係因西方文化「它是人類理性客觀對社會階級而發⋯⋯依階級集團的方式爭取權利平等」，而中國古代則否。翟志成則謂：「『聖君賢相』的模式，其實是一種『精英主義』和『替代主義』。它和民主政治並不吻合。⋯⋯儒家的民本主義理想，從來未在中國實行過」
筆者認為古雅典或近代英國發軔的民主政治，主要先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或閒暇階級（leisure class），他或她們經濟能夠自主，不愁吃穿，並且識字率高，知識水準高，經濟與知識兩大條件配合下，中產階級比較有批判力，也較有自信，此類條件的民眾甚多，尤其超過半數時，透過其組織力，團結起來，就敢於向上層階級的君王或貴族爭取權力分享、權力下放。只要民力超越上層的公權力，讓對方俯首或授首，民主政治就能屹立不搖。而中國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甚至更早以前，專制君主就不斷消解中產階級出現的經濟與教育條件，橫徵暴斂使得民眾被嚴重剝削，重農主義使得民眾經濟難有餘裕；愚民政策使人民多數成為文盲，文化統制使菁英階層順從性高。因而中產階級在中國總是在數量上微不足道，無法凝聚成推翻專制王朝的力量。政治是極實際的，沒有權力就沒有權利，老百姓被剝削了幾千年，一直無法翻身，沒有參政權，其間雖有改朝換代的機會，但是新王朝換下舊王朝，又是新瓶裝舊酒，人民只能空歡喜。直到二十世紀八○年代，才在臺灣島上，初見民主曙光，人民可以選舉國會議員甚至總統，貪腐的總統還被判坐牢定讞，發監執行。
前文所引翟志成的發言，有兩點值得置疑，第一，「聖君賢相」與民主政治不吻合，那君主立憲國家（constitutionalmonarchy）呢？虛位元首與內閣首相，不是聖君與賢相的組合嗎？第二，「儒家的民本主義理想，從來未曾在中國實行過」，此話頗有「急速推廣的謬誤（fallacy of rapid inference）或「簡單檢驗的謬誤（fallacy of simple inspection），全盤否定古代中國曾中有的民本主義的措施。誠然，在君主主權的皇權時代，儒者非主權者，能做的事有限，但為臣子的儒者，有些對君王的建議，還是可能將民本主義的思想，做局部的實現的。例如：唐太宗勤政愛民，魏徵的諫諍著有功效；耶律楚材力勸窩潤臺阻大將速不台屠殺汴京百姓，一百五十萬人得免屠城之厄，類似儒臣為民請命，造福黎民的史事，二十六史的循吏傳中，俯拾即是，不宜一語抹煞。
本文擬將頗具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叢之一的「民本主義」進行研究，俾發微抉隱，以待後人予以發揚光大。
何以中國古代沒有民主思想？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薩孟武主張是，「吾國自有歷史以來，就是大國，而與希臘的城市國家不同。⋯⋯要在大領土之上，集合全體人民開會，是辦不到的」。孫廣德則歸因於：1缺乏鬥爭精神，2報應說的信仰，3真命天子思想，4人治觀念（註4）；第1點中尚包含1. 無權利觀念及2. 無固定的貴族階級二因素（註5）。熊十力則認為是後世儒家背離或誤讀了六經，未能正確解讀孔子「外王則以天下為公為宗，以人代天工為用」（註6）的要旨，才導致孔子已有的民主思想未能實現，開花結果。徐復觀則歸咎於儒家「總是站在統治者立場去求實施，而缺少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去爭取實現」（註7）。並指出中國無法制服專制，開出民主，一方面緣於中國文化自身有結構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是緣於專制政治持續不斷的強力壓制和歪曲。
牟宗三則謂，西方能出現民主，係因西方文化「它是人類理性客觀對社會階級而發⋯⋯依階級集團的方式爭取權利平等」，而中國古代則否。翟志成則謂：「『聖君賢相』的模式，其實是一種『精英主義』和『替代主義』。它和民主政治並不吻合。⋯⋯儒家的民本主義理想，從來未在中國實行過」
筆者認為古雅典或近代英國發軔的民主政治，主要先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或閒暇階級（leisure class），他或她們經濟能夠自主，不愁吃穿，並且識字率高，知識水準高，經濟與知識兩大條件配合下，中產階級比較有批判力，也較有自信，此類條件的民眾甚多，尤其超過半數時，透過其組織力，團結起來，就敢於向上層階級的君王或貴族爭取權力分享、權力下放。只要民力超越上層的公權力，讓對方俯首或授首，民主政治就能屹立不搖。而中國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甚至更早以前，專制君主就不斷消解中產階級出現的經濟與教育條件，橫徵暴斂使得民眾被嚴重剝削，重農主義使得民眾經濟難有餘裕；愚民政策使人民多數成為文盲，文化統制使菁英階層順從性高。因而中產階級在中國總是在數量上微不足道，無法凝聚成推翻專制王朝的力量。政治是極實際的，沒有權力就沒有權利，老百姓被剝削了幾千年，一直無法翻身，沒有參政權，其間雖有改朝換代的機會，但是新王朝換下舊王朝，又是新瓶裝舊酒，人民只能空歡喜。直到二十世紀八○年代，才在臺灣島上，初見民主曙光，人民可以選舉國會議員甚至總統，貪腐的總統還被判坐牢定讞，發監執行。
前文所引翟志成的發言，有兩點值得置疑，第一，「聖君賢相」與民主政治不吻合，那君主立憲國家（constitutionalmonarchy）呢？虛位元首與內閣首相，不是聖君與賢相的組合嗎？第二，「儒家的民本主義理想，從來未曾在中國實行過」，此話頗有「急速推廣的謬誤（fallacy of rapid inference）或「簡單檢驗的謬誤（fallacy of simple inspection），全盤否定古代中國曾中有的民本主義的措施。誠然，在君主主權的皇權時代，儒者非主權者，能做的事有限，但為臣子的儒者，有些對君王的建議，還是可能將民本主義的思想，做局部的實現的。例如：唐太宗勤政愛民，魏徵的諫諍著有功效；耶律楚材力勸窩潤臺阻大將速不台屠殺汴京百姓，一百五十萬人得免屠城之厄，類似儒臣為民請命，造福黎民的史事，二十六史的循吏傳中，俯拾即是，不宜一語抹煞。
本文擬將頗具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叢之一的「民本主義」進行研究，俾發微抉隱，以待後人予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