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詩經》學的發展，在經學史的研究中，往往處於較不受重視的位置，這與經學研究者從「義理」與「考據」兩個角度觀察明代《詩經》學的發展，有相當大的關係，但是倘若我們將「文學」或「詩學」也視為《詩經》學的詮釋方法來分析明代《詩經》學的發展，將可以發現新的視野。
明代《詩經》學最特殊之處，便在於「詩學性」詮釋的高度開拓。胡樸安所言明詩經學「義理不如宋人之精，考證不及漢唐之密」的論點若能成立，我們是否可以從「文學」的角度這個觀點進行研究？就像劉毓慶所言「這個時代第一次用藝術心態面對這部聖人的經典，把它納入文學研究的範疇。」這個說法揭櫫了《詩經》學在明代的詮釋，在文學的視域進行開拓，就此而言，的確是明人相異於前代《詩經》學的著力處，奠基於明前期於朱子理學脈絡的詮釋方式，以及後來陳獻章的心學轉向。
本書以明代前期《詩經》學的詩學詮釋作為研究主軸，希望能夠填補《詩經》學研究迄今的不足，改變學者對於明代《詩經》學發展的既有成見，同時也盼望能藉此補充中國文學（批評）史對於明代前期詩學研究的匱乏，提出一些有價值的論點與貢獻。
明代《詩經》學最特殊之處，便在於「詩學性」詮釋的高度開拓。胡樸安所言明詩經學「義理不如宋人之精，考證不及漢唐之密」的論點若能成立，我們是否可以從「文學」的角度這個觀點進行研究？就像劉毓慶所言「這個時代第一次用藝術心態面對這部聖人的經典，把它納入文學研究的範疇。」這個說法揭櫫了《詩經》學在明代的詮釋，在文學的視域進行開拓，就此而言，的確是明人相異於前代《詩經》學的著力處，奠基於明前期於朱子理學脈絡的詮釋方式，以及後來陳獻章的心學轉向。
本書以明代前期《詩經》學的詩學詮釋作為研究主軸，希望能夠填補《詩經》學研究迄今的不足，改變學者對於明代《詩經》學發展的既有成見，同時也盼望能藉此補充中國文學（批評）史對於明代前期詩學研究的匱乏，提出一些有價值的論點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