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重詮的過程主要以後設小說、國族寓言及精神分析理論貫穿。從紅樓夢以兩種神話二度開展的現象，勾勒出其後設小說架構，並以「不看正面，應看反面」的寓言閱讀，窺看其對明清易代之巨變下國族命運的省思，再由精神分析理論剖析遺民之「另我」（寶玉）如何在以《大義覺迷錄》為高潮的清廷籠絡政策壓力下，經由重履崇禎殉國至南明覆滅的歷史，以堅其不仕二主之志。最後，《紅樓夢的補天之恨》更經由此一易代的悲劇，探索紅樓夢如何轉化興起於明清之際的本土現代性因滿人入關所遭致的挫敗。

　　文學研究中的寓言式閱讀在中西文學傳統中都源遠流長，而當代的「國族寓言」式的閱讀，更可謂結合了傳統寓言式閱讀、當代後結構主義理論及後殖民理論，對文學作品中被忽略的國族宰制關係給予了全新的關注。《紅樓夢的補天之恨》的寫作即是從這樣一個視角出發，對遺民情懷應成為一種「具正當性」的紅學研究議題，提供一點淺見。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廖咸浩《紅樓夢的補天之恨》開宗明義，點出目前「紅學」研究的局限在於執著文本內部（人物、文字、象徵）研究，以致見樹不見林，忽略《紅樓》真正宗旨：這是一本反清復明的國族寓言，是一本政治小說。我們任何對木石前緣的矜惜，對補天遺恨的喟嘆，都必須以作者的遺民情懷為前提。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延續了蔡元培、潘重規的「紅學」論述，力圖「正本清源」，為《紅樓》民族大義再做解說。廖咸浩秉持《紅樓夢》作為寓言小說的信念，將全書視為一龐大細膩的遺民密碼結構，不僅自己抽絲剝繭，也號召讀者有志一同，參與解密工作。在以往蔡元培、潘重規式的解讀方法外，他又能操作西學理論，從拉岡（Lacan）到布希亞（Baudrillard）、紀傑克（Žižek），從創傷論到國族論、後殖民論，發展出個人的詮釋體系。作者一方面是解密，但另一方面因為援引、發揮繁複理論資源，其實又成為「加密」的嘗試。由此形成微妙的論述張力，最是可觀。

　　廖咸浩將《紅樓夢》再還原至歷史情境，認為《紅樓夢》成書背景雖然已是雍乾盛世，卻也是文字獄的高峰期。根據小說種種蛛絲馬跡，作者認為上述三重世界觀和遺民論述息息相關。太虛論依違程朱理學，其實投射清廷懷柔漢人的一套思想邏輯；大荒論指向明室正統覆亡後，天崩地裂的絕對荒涼情境；而大觀論則暗示遺民一往情深，追懷前朝而不可得的烏托邦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