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謀害了劉曉波？
　　如何全面理解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的政治扼殺和生命抗爭？
　　正如余英時所說，
　　氣類相近的余杰寫曉波，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

　　「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余杰寫曉波，這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余英時

　　「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劉霞

　　「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劉曉波

　　「有時，歷史需要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劉曉波就那樣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余杰

　　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喪鐘不是為某一個人而鳴，乃是為每一個人而鳴。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夜晚，中國在大雨滂沱中失去了它精神和思想上的巨人——劉曉波。他從不自由的國度裡獲得了解脫和「自由」。劉曉波曾說，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卡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著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他不會參與權力爭奪戰，而是跟妻子劉霞一起離開中國，到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過世外桃源般的、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出海打魚，劉霞畫畫和寫詩，那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在現實中，他的願望已經無法實現了，不過歷史以另外一種弔詭的方式「實現」了他的願望：被海葬的劉曉波的身體和靈魂，最終和大海融合。

　　「出名要趁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喧囂著開放熱情的中國，外省青年劉曉波懷著出名的渴望來到京城。他野心勃勃，野性難馴，他不把前輩和權威放在眼中，打倒他們並取而代之是其夢想。然而，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終結了劉曉波的文學夢，他的人生更換軌道，駛入驚濤駭浪的出三峽之旅。

　　劉曉波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幾十年如一日，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文學」的劉曉波，轉換成了「政治」的劉曉波。旅美學者陳奎德在為《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劉曉波的思想歷程，有一個明顯的範式轉換點。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面，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向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向上，是從感性的浪漫主義走向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向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向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向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則是從狂傲走向謙卑。」

　　「六四」的槍聲，改變了劉曉波的一生，也改變了本書作者余杰的一生。那一年，劉曉波三十四歲，是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到最後的絕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余杰十六歲，在四川偏遠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沉悶的槍聲，一夜之間就完成了他的成年禮。

　　在余杰看來，九〇年代以來的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愈來愈溫和、愈來愈寬容、愈來愈謙卑，他將自己看成是成千上萬的、努力有尊嚴地活著的同胞當中的一員，正是「那些無名的人、被人遺忘的人、善意與愛的小小行動」證明了和平與公義的存在。

　　他雖然不是基督徒，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自我質疑與反省，在異議知識分子群體當中，劉曉波是對人的罪性、侷限性和缺陷性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之一。人類有徒手的耶穌戰勝了佩劍的凱撒，那是義戰勝力的歷史正果。劉曉波以一種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參與政治事務，改寫了中國人長久以來對厚黑學和權謀術的迷信。他讓政治擺脫了馬基維利式和季辛吉式的利益算計，他讓反抗變得如此優雅。正是有了這種「反抗者的謙卑」，他的反抗在中國的反抗史上才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不是冤冤相報、以惡勝惡，而是以愛化解仇恨、以正義書寫歷史。

　　自古以來，先知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和哪個國族，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以折磨和羞辱先知為「志業」。他第四度入獄，被中共當局判處了超過此前三次入獄時間總和的十一年重刑，最後因肝癌而被謀殺致死，可以說是「求仁得仁」。

　　本書是與劉曉波「氣類」相近的余杰，幾十年來觀察、思考、評論劉曉波的成果。這兩個人都是說話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劉霞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正是這種對世界特殊的敏感，正是他們之間特殊的友誼，余杰在《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第一次系統完整、深刻獨到地呈現了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第一卷裡，余杰描述了自己和這個被羞辱和謀殺的先知交往的點點滴滴，呈現了劉曉波如何成為劉曉波的很多不為人知的面向（包括劉霞）；在第二卷裡，余杰以書評的形式，精彩而犀利地點出，劉曉波如何與眾不同，是中文思想界的另類，是「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第三卷主要是對《零八憲章》的分析，余杰既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縱深，又從亞洲和世界的橫向比較，解讀了《零八憲章》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儘管他也直言該憲章的不足）；在第四卷，余杰獨家指出，這個時代的中文世界裡，劉曉波如何作為異端思想家而存在和發聲。他尤其指出劉曉波作為一個保守主義者，如何吸納了英美文明和知識體系的思想，如何強調非暴力和改良主義哲學。

　　人們不難設想：如果沒有哈維爾，捷克會怎樣；如果沒有曼德拉和圖圖大主教，南非會怎樣；如果沒有翁山蘇姬，緬甸會怎樣。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這句話也可用在劉曉波身上。在「我沒有敵人」的宣告背後，是劉曉波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即「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是的，他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但這個國家充滿了敵人和仇恨。他生在世界上唯一一個囚禁諾貝爾和平獎的國家，也最終被這個國家所謀殺。

　　「親愛的，該起身了，通往深淵的橋就要坍塌。」

　　「讓我的頭再一次 高貴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時刻降臨。」

　　這不僅僅是情詩，也是命運的預言。最黑的時刻降臨了，但劉曉波和劉霞在黑暗中仍然發光。世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曉波的心靈，他沒有翅膀，卻可以像鳥一樣飛翔；在不自由的國度裡，他們是最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