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 | 拾書所

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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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劉曉波(1955-2017)

  誰謀害了劉曉波?
  如何全面理解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的政治扼殺和生命抗爭?
  正如余英時所說,
  氣類相近的余杰寫曉波,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

  「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余杰寫曉波,這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余英時

  「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劉霞

  「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劉曉波

  「有時,歷史需要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劉曉波就那樣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余杰

  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喪鐘不是為某一個人而鳴,乃是為每一個人而鳴。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夜晚,中國在大雨滂沱中失去了它精神和思想上的巨人——劉曉波。他從不自由的國度裡獲得了解脫和「自由」。劉曉波曾說,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卡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著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他不會參與權力爭奪戰,而是跟妻子劉霞一起離開中國,到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過世外桃源般的、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出海打魚,劉霞畫畫和寫詩,那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在現實中,他的願望已經無法實現了,不過歷史以另外一種弔詭的方式「實現」了他的願望:被海葬的劉曉波的身體和靈魂,最終和大海融合。

  「出名要趁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喧囂著開放熱情的中國,外省青年劉曉波懷著出名的渴望來到京城。他野心勃勃,野性難馴,他不把前輩和權威放在眼中,打倒他們並取而代之是其夢想。然而,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終結了劉曉波的文學夢,他的人生更換軌道,駛入驚濤駭浪的出三峽之旅。

  劉曉波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幾十年如一日,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文學」的劉曉波,轉換成了「政治」的劉曉波。旅美學者陳奎德在為《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劉曉波的思想歷程,有一個明顯的範式轉換點。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面,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向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向上,是從感性的浪漫主義走向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向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向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向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則是從狂傲走向謙卑。」

  「六四」的槍聲,改變了劉曉波的一生,也改變了本書作者余杰的一生。那一年,劉曉波三十四歲,是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到最後的絕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余杰十六歲,在四川偏遠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沉悶的槍聲,一夜之間就完成了他的成年禮。

  在余杰看來,九〇年代以來的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愈來愈溫和、愈來愈寬容、愈來愈謙卑,他將自己看成是成千上萬的、努力有尊嚴地活著的同胞當中的一員,正是「那些無名的人、被人遺忘的人、善意與愛的小小行動」證明了和平與公義的存在。

  他雖然不是基督徒,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自我質疑與反省,在異議知識分子群體當中,劉曉波是對人的罪性、侷限性和缺陷性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之一。人類有徒手的耶穌戰勝了佩劍的凱撒,那是義戰勝力的歷史正果。劉曉波以一種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參與政治事務,改寫了中國人長久以來對厚黑學和權謀術的迷信。他讓政治擺脫了馬基維利式和季辛吉式的利益算計,他讓反抗變得如此優雅。正是有了這種「反抗者的謙卑」,他的反抗在中國的反抗史上才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不是冤冤相報、以惡勝惡,而是以愛化解仇恨、以正義書寫歷史。

  自古以來,先知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和哪個國族,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以折磨和羞辱先知為「志業」。他第四度入獄,被中共當局判處了超過此前三次入獄時間總和的十一年重刑,最後因肝癌而被謀殺致死,可以說是「求仁得仁」。

  本書是與劉曉波「氣類」相近的余杰,幾十年來觀察、思考、評論劉曉波的成果。這兩個人都是說話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劉霞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正是這種對世界特殊的敏感,正是他們之間特殊的友誼,余杰在《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第一次系統完整、深刻獨到地呈現了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第一卷裡,余杰描述了自己和這個被羞辱和謀殺的先知交往的點點滴滴,呈現了劉曉波如何成為劉曉波的很多不為人知的面向(包括劉霞);在第二卷裡,余杰以書評的形式,精彩而犀利地點出,劉曉波如何與眾不同,是中文思想界的另類,是「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第三卷主要是對《零八憲章》的分析,余杰既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縱深,又從亞洲和世界的橫向比較,解讀了《零八憲章》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儘管他也直言該憲章的不足);在第四卷,余杰獨家指出,這個時代的中文世界裡,劉曉波如何作為異端思想家而存在和發聲。他尤其指出劉曉波作為一個保守主義者,如何吸納了英美文明和知識體系的思想,如何強調非暴力和改良主義哲學。

  人們不難設想:如果沒有哈維爾,捷克會怎樣;如果沒有曼德拉和圖圖大主教,南非會怎樣;如果沒有翁山蘇姬,緬甸會怎樣。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這句話也可用在劉曉波身上。在「我沒有敵人」的宣告背後,是劉曉波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即「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是的,他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但這個國家充滿了敵人和仇恨。他生在世界上唯一一個囚禁諾貝爾和平獎的國家,也最終被這個國家所謀殺。

  「親愛的,該起身了,通往深淵的橋就要坍塌。」

  「讓我的頭再一次 高貴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時刻降臨。」

  這不僅僅是情詩,也是命運的預言。最黑的時刻降臨了,但劉曉波和劉霞在黑暗中仍然發光。世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曉波的心靈,他沒有翅膀,卻可以像鳥一樣飛翔;在不自由的國度裡,他們是最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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