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村上龍從震驚日本社會的「神戶少年殺人事件」思考，面對現代化的變化所產生的不適應畸形裂縫。這本《寂寞國殺人》將近二十年前寫成的散文，今日儼然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存在備忘錄。
「我之所以犯下殺人罪，是因為對於想像力的恐懼」這是村上龍當時正在撰寫的小說〈味噌湯裡〉的主角殺人魔說的話。因為社會真正發生了犯罪事件，而讓村上龍感到「憂鬱」，但他憂鬱的並不是小說與現實的真實性，而是我們真的從現實中失去了想像力了！
在村上龍創作的歷程中，「想像力」是他不顧一切全力捍衛的珍貴財富，作為一個創作者他把駭人聽聞的現實事件用文字透析人的存在意義。
追溯日本結束現代化的過程，卻成了找不到個人生存的價值觀遊魂，所有人失去了終極奮鬥的目標。在富裕的國家，女高中生要賣淫，因為寂寞。中年男子買春，因為寂寞。少年殺人，因為寂寞。
過去如果有「心理創傷」很快就會被「要填飽肚子」而忘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回，那麼日本在現代化完成的空檔中所形成的寂寞創傷，要如何復元？
在短短八千多字的敘述，字字句句簡潔提煉出許多問題與反思，小說家不以「人性失序」來譴責少年殺人事件，也不以因為環境問題，教育問題來搪塞。一個創作者，他看到整個日本的進化，成了一個龐大的寂寞國體，在這個充滿寂寞因子的民族裡，持續富裕，持續進步，持續禮貌待人，卻渾然不知自我的持續寂寞……
各方推薦
當人有了自由和資源，卻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為了什麼活著，就陷入生命意義危機。村上龍描述的日本是這樣，其實台灣的近一代也是這樣。──朱家安＼沃草公民學院主編
我們已經不能談集體主義，也不能談極端的個人主義，個人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不論自我的決定是成就自己、存活下去，還是毀了一切，其契機都存在於人際關係。關懷自己，然後據此及於他人，進而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尋獲自我。這或許是村上於此篇散文中，所欲表達的事物。──李茂生╲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村上龍的散文有著漆黑中緩慢下著雨的濕冷滲透力，他沒有在浪嘆感懷中逃避問題，反倒是把問題提煉得更加清晰—不管你贊成或是反對他的觀點，他都提供了明確的論辯基底。我認為這是種值得提倡的散文態度。這本《寂寞國殺人》篇幅雖然不長，但他的觀察力與筆觸是把鑰匙。或者說，是本製造鑰匙的說明書。──溫朗東╲鳴人堂專欄作者‧評論人
我非常同意村上龍先生在《寂寞國殺人》對日本社會充斥矛盾、衝突等而暗自引爆重大犯罪事件的反省；反觀我們台灣，媒體重複、幾近病態的報導更加凸顯類似問題，媒體過度渲染台灣不同階層之間的對立、衝突、敵對、仇恨等負面消息，可能也是蓄積社會不滿、不公、不義現況的壓力源，直到「最後的一根稻草」「導火線」出現，終爆發殘酷隨機殺人的重大刑案，如此巨觀的社會對立氛圍，也可能是情境因素密切相關的環境負因，這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與省思的。──鄧煌發╲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任教授
「我之所以犯下殺人罪，是因為對於想像力的恐懼」這是村上龍當時正在撰寫的小說〈味噌湯裡〉的主角殺人魔說的話。因為社會真正發生了犯罪事件，而讓村上龍感到「憂鬱」，但他憂鬱的並不是小說與現實的真實性，而是我們真的從現實中失去了想像力了！
在村上龍創作的歷程中，「想像力」是他不顧一切全力捍衛的珍貴財富，作為一個創作者他把駭人聽聞的現實事件用文字透析人的存在意義。
追溯日本結束現代化的過程，卻成了找不到個人生存的價值觀遊魂，所有人失去了終極奮鬥的目標。在富裕的國家，女高中生要賣淫，因為寂寞。中年男子買春，因為寂寞。少年殺人，因為寂寞。
過去如果有「心理創傷」很快就會被「要填飽肚子」而忘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回，那麼日本在現代化完成的空檔中所形成的寂寞創傷，要如何復元？
在短短八千多字的敘述，字字句句簡潔提煉出許多問題與反思，小說家不以「人性失序」來譴責少年殺人事件，也不以因為環境問題，教育問題來搪塞。一個創作者，他看到整個日本的進化，成了一個龐大的寂寞國體，在這個充滿寂寞因子的民族裡，持續富裕，持續進步，持續禮貌待人，卻渾然不知自我的持續寂寞……
各方推薦
當人有了自由和資源，卻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為了什麼活著，就陷入生命意義危機。村上龍描述的日本是這樣，其實台灣的近一代也是這樣。──朱家安＼沃草公民學院主編
我們已經不能談集體主義，也不能談極端的個人主義，個人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不論自我的決定是成就自己、存活下去，還是毀了一切，其契機都存在於人際關係。關懷自己，然後據此及於他人，進而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尋獲自我。這或許是村上於此篇散文中，所欲表達的事物。──李茂生╲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村上龍的散文有著漆黑中緩慢下著雨的濕冷滲透力，他沒有在浪嘆感懷中逃避問題，反倒是把問題提煉得更加清晰—不管你贊成或是反對他的觀點，他都提供了明確的論辯基底。我認為這是種值得提倡的散文態度。這本《寂寞國殺人》篇幅雖然不長，但他的觀察力與筆觸是把鑰匙。或者說，是本製造鑰匙的說明書。──溫朗東╲鳴人堂專欄作者‧評論人
我非常同意村上龍先生在《寂寞國殺人》對日本社會充斥矛盾、衝突等而暗自引爆重大犯罪事件的反省；反觀我們台灣，媒體重複、幾近病態的報導更加凸顯類似問題，媒體過度渲染台灣不同階層之間的對立、衝突、敵對、仇恨等負面消息，可能也是蓄積社會不滿、不公、不義現況的壓力源，直到「最後的一根稻草」「導火線」出現，終爆發殘酷隨機殺人的重大刑案，如此巨觀的社會對立氛圍，也可能是情境因素密切相關的環境負因，這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與省思的。──鄧煌發╲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