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字文化圈的一員，到獨立的民族國家，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與文化國族建構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文化國族的建構，脫離不了如何定位文學，
或毋寧說：核心就是文學
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東亞，正好是「清末」，也是「明治」。彼時日本開始現代化，但其核心並非器物，而是文學。日本文人進行了一連串討論與轉型運動，界定了新一代日本人文化與認同基底，發揮了深遠流長的效果，甚至影響了中國的梁啟超。齋藤希史以「漢文脈」與「écriture（書寫）」兩大概念切入，涵括了當時紛亂未定的「文學」狀態，並以之為對象進行詳實考察，展示了日本現代化與文化國族建構的過程。
齋藤的研究詳實貼近文本，並且更深刻理解到：考察écriture的世界，絕不可只關注單一的線性發展，而該將視線投向在各式各樣潮流互相合流、衝突的文學場景。在日本國族性確立中，梁啟超意外扮演重要角色。齋藤貼近文本的研究之手，悉心點選各文本──報章雜誌連載小說、章回小說、翻譯小說。「小說」文類會成為主軸，正在於此載體可以吸納涵蓋所有關於國族與文化的討論。思想家探尋如何透過連載小說吸引大眾進而達到普世教育之效，而翻譯小說，更挑戰了日語範疇的邊界與定義。
作者繼而以細膩俯瞰東亞的視線，涵納到技術場域，探討銅版印刷如何助長了新日文的傳播。如果沒有銅版印刷，新型態之日文也不可能快速傳達至民間以及學校體系中。本書展現了一個國家之民族性乃是集體事業，實端賴各方各業群體群力。
最後，再從西洋人費諾羅沙看待日文的視線，來理解西洋人投射的對東亞的想像。費諾羅沙在漢文以及日文中尋找到的象徵主義意義，恰好回返與西方結合，然而東方並非僅只是召喚西方的橋樑，而乃是大一統文明進展的一部分。齋藤透過費諾羅沙，又更將漢文脈的變革，接合上了世界精神的一體性之中。
本書為齋藤希史以「漢文脈」為主題之論文集結，各篇章自有其脈絡，集結一同則呈現出完整且具啟發性的光譜，齋藤希史為我們譜繪出日本面對漢文脈時的經驗，當可為我們所用，回頭省視臺灣的文學性乃至於國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