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傳統，本來具足德性和知性，且兩者是本心的一體雙重之發用，先秦儒學和兩漢經學時代，皆無強分兩者為二以及重德輕知的情形。宋明儒由於須因應佛道之蹈步空虛之趨勢，因而特重形而上天理、天道以及心性哲學的理論創造和開闢，順之而突出道德主義，以德性為首出，且以為知性是德性的附屬而拖帶出來的本心之次一序的發用、低一層的存在。原始儒家以至漢儒的經史之學乃至儒家的子學，都顯示了「知性理性」不但是「德性理性」之得以實踐出來構成世間人倫的架構性功能，它本身的客觀和外延意義，亦是知識系統和科學體系得以建立和發展的保證。究諸《六經》和古史籍和子書，均是如此呈現。世俗多以為儒家的讀經、修身和治世皆是唯重的或寡頭的道德主義，其實不然，它是以知性理性來證成德化的人世政治理想境界。
再者，在「知性理性」的帶引之下，中國科學並不缺乏。中國科學之落後，是明末和清朝以後的現象，其因素是從政治引起的，而非中國人的心靈頭腦本來缺乏「知性理性」之思維和創作，世人認為中國沒有科學，固然不是事實，其之歸咎儒家鄙薄知識、輕賤科學，更非正見。本書主旨即是在此關懷和認識之下，來探討中國儒家的經典、文本、人物的知性理性及其展顯。從先秦以迄宋明清和當代的儒家、儒學、儒教和儒政的「知性理性」的內容及其實踐。
再者，在「知性理性」的帶引之下，中國科學並不缺乏。中國科學之落後，是明末和清朝以後的現象，其因素是從政治引起的，而非中國人的心靈頭腦本來缺乏「知性理性」之思維和創作，世人認為中國沒有科學，固然不是事實，其之歸咎儒家鄙薄知識、輕賤科學，更非正見。本書主旨即是在此關懷和認識之下，來探討中國儒家的經典、文本、人物的知性理性及其展顯。從先秦以迄宋明清和當代的儒家、儒學、儒教和儒政的「知性理性」的內容及其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