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在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有着相當重要的地位。唐宋時代，駢文趨於衰頹，古文運動取得成功，變秦漢文的奧衍而為流暢，散文的表達功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其中不少優秀作品，對今天的寫作者來說，仍然具有借鑑的作用。
唐宋兩代的文章作家和作品，數字是相當大的。雖沒有全面的精確的統計，但僅是全唐文所收，唐五代的作家，已達三千餘人，作品有一萬八千四百餘篇，這種總集，不是一般讀者所能全部閱讀。就是幾部著名的選本如唐文粹、宋文鑑、南宋文範、唐宋文醇之類，雖數量較少，但無注釋，對於一般讀者，在理解上仍感困難。這部唐宋文舉要，綜合唐宋兩代的重要作家，選錄作品，比較簡當，且有詳細注釋，頗便于閱讀。選者高步瀛，字聞仙，河北霸縣人，是桐城派後期古文家吳汝綸的學生。本書基本上是按照桐城派的觀點進行評選的，這當然是一個缺點，但他也有突破桐城派樊籬的地方。在目前還缺少新的唐宋文選本的時候，重印這部舊選本，尚有其一定的意義。
本書分甲乙兩編。甲編是散文，凡八卷，前五卷選唐文一百篇，計二十六家，後三卷選宋文七十八篇，計十四家，合計一百七十八篇，四十家；乙編是駢文，凡四卷，前三卷選唐文四十六篇，計二十九家，後一卷選宋文二十四篇，計二十家，合計七十篇，四十九家。散文部分，唐宋八家的比重最大，計選一百三十三篇，占所選唐宋文的四分之三；八家之中，韓愈選四十四篇，獨占唐宋文的四分之一，次為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都在二十篇以上，又次為三蘇、曾鞏，都在十篇以内。駢文部分，比重較多一些的是王勃選五篇，駱賓王選四篇，李商隱選六篇。數量的比例，也體現了高氏選文的宗旨。總的說來，本書有如下一些特色與優點：
首先，在選文方面，比較適當地選錄了唐宋兩代的優秀作品，在重點選錄的八家散文裏，議論文如韓愈原道、雜說，柳宗元封建論，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答司馬諫議書，曾鞏戰國策目錄序；敍事文如韓愈張中丞傳後序，蘇軾方山子傳以及若干内容較為健康的墓誌銘；抒情文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祭張員外文，歐陽修蘇氏文集序，釋秘演文集序、瀧岡阡表，王安石祭范潁州文；雜文如韓愈進學解、毛潁傳、畫記；山水遊記如柳宗元永州諸記，以及一些論文談藝，可以窺見作家創作經驗的作品，如韓愈答李翊書、送高閑上人序、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蘇洵上歐陽內翰書，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等，都已入選。各種不同的文章風格，也大都照顧到了。可以說，這裏所選的八家作品，不少是有代表性的。此外，在韓愈以前，選取了李華、蘇預、元結、獨孤及、權德輿、梁肅等古文運動先驅者的作品；在韓柳同時和以後，選取了李翱、皇甫湜、張籍、李漢、杜牧、孫樵等古文運動後繼者的作品，顯示了唐代古文運動發生發展的一條鮮明的線。在宋代，選取了柳開、穆修、尹洙等宋六家的先驅者和六家以後晁補之、朱熹的作品，也有同様的作用。在這些八家以外的作品裏，政論文如魏徵十漸不克終疏、陳子昂諫用刑書，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杜牧罪言，學術論文如朱熹大學章句序，記敘文如孫樵書褒城驛壁、范仲淹岳陽樓記，都有一定的思想内容。至于藝術性較好的作品，清淡如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元結右溪記，藻采如獨孤及仙掌銘、呂溫成皋銘，也都是名篇。他所選的交論，如李翱寄從弟正辭書、張籍上韓昌黎書、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柳開應責等篇，連同李翱、皇甫湜二家所寫韓愈的行狀與墓誌銘和韓愈所作柳子厚墓誌銘一起閱讀，更有助于讀者知人論世。這些都是桐城派的古文辭類纂選錄所未及，而從唐文粹等選本裏擷取過來的。不僅如此，前期桐城派古文家，輕視駢文，『古文中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是他們的戒律之一。中期的桐城古文家能寫駢文如劉開的，僅是少數。後期的吳汝綸，才評選了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但沒有重視唐宋駢文。高氏在繼承師說的傅統上，又邁進了一步。本書選駢文達四卷之多，跟散文八卷，幾乎達二與一之比。其中如李善上文選注表、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崔融嵩山啓母廟碑、呂溫藥師如來繡像讚、李商隱上河東公啓，都是可以上繼六朝的駢文佳構；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别序，是膾炙人口已久的名篇；周必大岳飛敍復元官制，是宋四六内容較好的一篇。讀者涉獵一下這些駢體，對全面理解唐宋文來說，是有必要的。
復次，本書的注釋，詳博謹嚴：凡引書多注篇名卷數，引古書必分别真偽。如引尚書，凡屬今文，即書作『書某篇』，如『書君奭』；凡屬偽古文，即標明為偽古文，如『書偽古文五子之歌』、『書偽古文冏命』、『書皋陶謨曰：「至于海隅蒼生」（偽古文分入益稷）』等就是。引用古書注疏以解釋詞義時，也不是單純博徵材料，而是有别擇，有判斷，使讀者有所適從。例如魏徵十漸不克終疏注引易比九五曰；『王用三驅。』用孔疏所引前人之說，證以左傳孔疏所引鄭注及姚配中周易姚氏學所引周禮鄭注之說以明其義，並指出經典釋文引馬融注以三品釋三驅之誤。關於歷史事實、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方面，引用材料，必取原始，如十漸不克終疏是唐太宗時代作品，注中就徵引貞觀政要來說明問題；唐人作品中的地名，先引唐代的元和郡縣志，次亦必引較早的宋人撰述如輿地紀勝，然後引清代地志如清一統志作今昔對照；職官禮制，往往直接引用唐六、通典等疏；族姓則引元和姓纂等書。有關作家仕履科或登科之年，也能作詳核的訂正，如王維名下注：『開元十九年擢進士第。』括弧内加注：『舊唐書作九年，今依唐才子傳。徐星伯唐登科記考曰：舊書九上脫十字。』就是。有關訓詁音韻方面，必根據說文、廣雅等書，佚書也必詳其來源，如一切經音義引某書等等，而於清儒的研究成果，也多所吸取。在闡說文義方面，又能博采前人論述，例如釋韓愈原道『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二句，引用黃震與錢大听之說就是。王勃、韓愈、柳宗元、李商隱諸家的集子，是有一種或多種注本的，高氏一方面利用了舊注，同時也加入不少新的材料，詳舊注之所未及詳。例如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宋人五百家注、廖瑩中注、明人蔣之翹注、近人馬其昶注，都沒有指出其所本，本書却注明其出于清淨法行經。（按：是僧徒所撰的偽經）所有這類的注，都超越了宋、明以來某些舊注，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另外，高氏還博采前人的評文之說，對閱讀古代散文的人，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
可是，本書畢竟是一部舊選本，不可避免存在若干缺點。首先，他的選文標準，還不能盡脫桐城派古文家的陳舊觀點，入選者大都是所謂正統派的作品。而像柳宗元的天說、天對、三戒、捕蛇者說、童區寄傳、蝜蝂傳，以及皮日休、陸龜蒙諸家的作品，都沒有選入。還有一些能脫去古文家框子，信筆揮灑的妙品，如蘇軾黃州定惠院海棠、承天寺夜游，也不見於本書。至于傳誦人口的名作如韓愈原毁、師說、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段太尉逸事狀、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蘇軾前後赤壁賦、石鐘山記，王安石游褒禪山記、傷仲永等，更是不應該遺漏的。與此相反，在入選的作品裏，却雜入了一些糟粕，例如韓雲卿平蠻頌、駱賓王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歌頌封建統治者對少數民族的軍事鎮壓，其中并有汙衊語句；如韓愈曹成王碑是諛墓之作，用了一些『韖』『鏺』『跐』『膊』『』『牿』等古怪的字以炫奇；如蘇軾表忠觀碑是對五代時地方割據軍閥的贊揚，還有大量的墓誌銘、廟碑一類的作品，雖其中不乏佳作，究嫌太多；駢文部分，謝表、賀啟、上梁文之類，都無價值；花間集序，思想内容也無可取。這些，在今天看來，是必須揚棄的。注釋方面，固然詳博，然也不免有繁瑣枝蔓之失，例如注韓愈讀荀子首句『始吾讀孟軻書』旁證泛引到字子居或子車等問題，其實都可從簡。某些考訂，所達到的學術水平，還有待于後人的提高，例如考韓愈為鄧州南陽人，就不及近人岑仲勉定為河陽人的精確。有的是因襲舊說之誤，未能進一步核實，例如劉禹錫的籍貫，因襲舊唐書劉禹錫傳，說是彭城，是以郡望代鄉里，不及今人卞孝萱考定為洛陽人而出生于嘉禾之為有據。評論方面，大量引用了謝枋得、茅坤、沈德潛，特別是桐城派方苞、劉大櫆、姚鼐、張裕釗、吳闡生、李剛已諸人的話，雖然有便于初學，但這些評語，包括高氏自己的見解在内，往往不免偏重形式，例如『再頓一筆，取足逆勢』、『轉捩有力』、『突接逆接』、『以翻為應』、『極力盤旋』、『空中起步，其來無端』、『接筆妙遠不測』、『極力蹴起，以縱為奇』、『忽又颺開，奇變不測』、『愈轉愈妙』等語，幾乎數之不盡。這在過去，已為有識之士如章學誠諸人所譏，在今天，就更不能作為文學批評來看待了。
唐宋兩代的文章作家和作品，數字是相當大的。雖沒有全面的精確的統計，但僅是全唐文所收，唐五代的作家，已達三千餘人，作品有一萬八千四百餘篇，這種總集，不是一般讀者所能全部閱讀。就是幾部著名的選本如唐文粹、宋文鑑、南宋文範、唐宋文醇之類，雖數量較少，但無注釋，對於一般讀者，在理解上仍感困難。這部唐宋文舉要，綜合唐宋兩代的重要作家，選錄作品，比較簡當，且有詳細注釋，頗便于閱讀。選者高步瀛，字聞仙，河北霸縣人，是桐城派後期古文家吳汝綸的學生。本書基本上是按照桐城派的觀點進行評選的，這當然是一個缺點，但他也有突破桐城派樊籬的地方。在目前還缺少新的唐宋文選本的時候，重印這部舊選本，尚有其一定的意義。
本書分甲乙兩編。甲編是散文，凡八卷，前五卷選唐文一百篇，計二十六家，後三卷選宋文七十八篇，計十四家，合計一百七十八篇，四十家；乙編是駢文，凡四卷，前三卷選唐文四十六篇，計二十九家，後一卷選宋文二十四篇，計二十家，合計七十篇，四十九家。散文部分，唐宋八家的比重最大，計選一百三十三篇，占所選唐宋文的四分之三；八家之中，韓愈選四十四篇，獨占唐宋文的四分之一，次為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都在二十篇以上，又次為三蘇、曾鞏，都在十篇以内。駢文部分，比重較多一些的是王勃選五篇，駱賓王選四篇，李商隱選六篇。數量的比例，也體現了高氏選文的宗旨。總的說來，本書有如下一些特色與優點：
首先，在選文方面，比較適當地選錄了唐宋兩代的優秀作品，在重點選錄的八家散文裏，議論文如韓愈原道、雜說，柳宗元封建論，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答司馬諫議書，曾鞏戰國策目錄序；敍事文如韓愈張中丞傳後序，蘇軾方山子傳以及若干内容較為健康的墓誌銘；抒情文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祭張員外文，歐陽修蘇氏文集序，釋秘演文集序、瀧岡阡表，王安石祭范潁州文；雜文如韓愈進學解、毛潁傳、畫記；山水遊記如柳宗元永州諸記，以及一些論文談藝，可以窺見作家創作經驗的作品，如韓愈答李翊書、送高閑上人序、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蘇洵上歐陽內翰書，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等，都已入選。各種不同的文章風格，也大都照顧到了。可以說，這裏所選的八家作品，不少是有代表性的。此外，在韓愈以前，選取了李華、蘇預、元結、獨孤及、權德輿、梁肅等古文運動先驅者的作品；在韓柳同時和以後，選取了李翱、皇甫湜、張籍、李漢、杜牧、孫樵等古文運動後繼者的作品，顯示了唐代古文運動發生發展的一條鮮明的線。在宋代，選取了柳開、穆修、尹洙等宋六家的先驅者和六家以後晁補之、朱熹的作品，也有同様的作用。在這些八家以外的作品裏，政論文如魏徵十漸不克終疏、陳子昂諫用刑書，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杜牧罪言，學術論文如朱熹大學章句序，記敘文如孫樵書褒城驛壁、范仲淹岳陽樓記，都有一定的思想内容。至于藝術性較好的作品，清淡如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元結右溪記，藻采如獨孤及仙掌銘、呂溫成皋銘，也都是名篇。他所選的交論，如李翱寄從弟正辭書、張籍上韓昌黎書、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柳開應責等篇，連同李翱、皇甫湜二家所寫韓愈的行狀與墓誌銘和韓愈所作柳子厚墓誌銘一起閱讀，更有助于讀者知人論世。這些都是桐城派的古文辭類纂選錄所未及，而從唐文粹等選本裏擷取過來的。不僅如此，前期桐城派古文家，輕視駢文，『古文中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是他們的戒律之一。中期的桐城古文家能寫駢文如劉開的，僅是少數。後期的吳汝綸，才評選了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但沒有重視唐宋駢文。高氏在繼承師說的傅統上，又邁進了一步。本書選駢文達四卷之多，跟散文八卷，幾乎達二與一之比。其中如李善上文選注表、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崔融嵩山啓母廟碑、呂溫藥師如來繡像讚、李商隱上河東公啓，都是可以上繼六朝的駢文佳構；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别序，是膾炙人口已久的名篇；周必大岳飛敍復元官制，是宋四六内容較好的一篇。讀者涉獵一下這些駢體，對全面理解唐宋文來說，是有必要的。
復次，本書的注釋，詳博謹嚴：凡引書多注篇名卷數，引古書必分别真偽。如引尚書，凡屬今文，即書作『書某篇』，如『書君奭』；凡屬偽古文，即標明為偽古文，如『書偽古文五子之歌』、『書偽古文冏命』、『書皋陶謨曰：「至于海隅蒼生」（偽古文分入益稷）』等就是。引用古書注疏以解釋詞義時，也不是單純博徵材料，而是有别擇，有判斷，使讀者有所適從。例如魏徵十漸不克終疏注引易比九五曰；『王用三驅。』用孔疏所引前人之說，證以左傳孔疏所引鄭注及姚配中周易姚氏學所引周禮鄭注之說以明其義，並指出經典釋文引馬融注以三品釋三驅之誤。關於歷史事實、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方面，引用材料，必取原始，如十漸不克終疏是唐太宗時代作品，注中就徵引貞觀政要來說明問題；唐人作品中的地名，先引唐代的元和郡縣志，次亦必引較早的宋人撰述如輿地紀勝，然後引清代地志如清一統志作今昔對照；職官禮制，往往直接引用唐六、通典等疏；族姓則引元和姓纂等書。有關作家仕履科或登科之年，也能作詳核的訂正，如王維名下注：『開元十九年擢進士第。』括弧内加注：『舊唐書作九年，今依唐才子傳。徐星伯唐登科記考曰：舊書九上脫十字。』就是。有關訓詁音韻方面，必根據說文、廣雅等書，佚書也必詳其來源，如一切經音義引某書等等，而於清儒的研究成果，也多所吸取。在闡說文義方面，又能博采前人論述，例如釋韓愈原道『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二句，引用黃震與錢大听之說就是。王勃、韓愈、柳宗元、李商隱諸家的集子，是有一種或多種注本的，高氏一方面利用了舊注，同時也加入不少新的材料，詳舊注之所未及詳。例如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宋人五百家注、廖瑩中注、明人蔣之翹注、近人馬其昶注，都沒有指出其所本，本書却注明其出于清淨法行經。（按：是僧徒所撰的偽經）所有這類的注，都超越了宋、明以來某些舊注，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另外，高氏還博采前人的評文之說，對閱讀古代散文的人，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
可是，本書畢竟是一部舊選本，不可避免存在若干缺點。首先，他的選文標準，還不能盡脫桐城派古文家的陳舊觀點，入選者大都是所謂正統派的作品。而像柳宗元的天說、天對、三戒、捕蛇者說、童區寄傳、蝜蝂傳，以及皮日休、陸龜蒙諸家的作品，都沒有選入。還有一些能脫去古文家框子，信筆揮灑的妙品，如蘇軾黃州定惠院海棠、承天寺夜游，也不見於本書。至于傳誦人口的名作如韓愈原毁、師說、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段太尉逸事狀、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蘇軾前後赤壁賦、石鐘山記，王安石游褒禪山記、傷仲永等，更是不應該遺漏的。與此相反，在入選的作品裏，却雜入了一些糟粕，例如韓雲卿平蠻頌、駱賓王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歌頌封建統治者對少數民族的軍事鎮壓，其中并有汙衊語句；如韓愈曹成王碑是諛墓之作，用了一些『韖』『鏺』『跐』『膊』『』『牿』等古怪的字以炫奇；如蘇軾表忠觀碑是對五代時地方割據軍閥的贊揚，還有大量的墓誌銘、廟碑一類的作品，雖其中不乏佳作，究嫌太多；駢文部分，謝表、賀啟、上梁文之類，都無價值；花間集序，思想内容也無可取。這些，在今天看來，是必須揚棄的。注釋方面，固然詳博，然也不免有繁瑣枝蔓之失，例如注韓愈讀荀子首句『始吾讀孟軻書』旁證泛引到字子居或子車等問題，其實都可從簡。某些考訂，所達到的學術水平，還有待于後人的提高，例如考韓愈為鄧州南陽人，就不及近人岑仲勉定為河陽人的精確。有的是因襲舊說之誤，未能進一步核實，例如劉禹錫的籍貫，因襲舊唐書劉禹錫傳，說是彭城，是以郡望代鄉里，不及今人卞孝萱考定為洛陽人而出生于嘉禾之為有據。評論方面，大量引用了謝枋得、茅坤、沈德潛，特別是桐城派方苞、劉大櫆、姚鼐、張裕釗、吳闡生、李剛已諸人的話，雖然有便于初學，但這些評語，包括高氏自己的見解在内，往往不免偏重形式，例如『再頓一筆，取足逆勢』、『轉捩有力』、『突接逆接』、『以翻為應』、『極力盤旋』、『空中起步，其來無端』、『接筆妙遠不測』、『極力蹴起，以縱為奇』、『忽又颺開，奇變不測』、『愈轉愈妙』等語，幾乎數之不盡。這在過去，已為有識之士如章學誠諸人所譏，在今天，就更不能作為文學批評來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