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蘇州的吳門書畫，尤其是吳門畫派，是中國繪畫史上最大的畫派，也是藝術成就最傑出的畫派之一。據徐沁《明畫錄》記載，明代全國畫家800余人，蘇州、常熟、昆山、太倉的書畫家就有390余人，占據全國近一半之多。又據李維琨先生《存世中國明代繪畫與吳門畫派作品統計對照表》，中國古代存世畫作5754件，其中昊門畫派1893件，占32.9%。足見當時蘇州書畫藝術的發達了。晚明的董其昌最早提出了「吳門畫派」之稱並作了一定的詮釋。他在題杜瓊《南村別墅圖冊》的題跋中雲：「沈恆吉學畫於杜東原，石田先生之畫傳於恆吉，東原已接陶南村（宗儀），此吳門畫派之岷源也。」在這里，董其昌明確提出了「吳門畫派」的名稱，認定沈周為肇始人，並上溯其師承淵源。後世諸多畫史也從畫派涵義上講一步論述了「吳門畫派」，使此派共同的畫學思想、師承關系、筆墨風格更趨清晰。可以說昊門畫派是中國畫史上最具典型意義的畫派。
形成吳門畫派的原因眾多，最主要的還是當時農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蘇州地區成為「各省商賈雲集之地」，形成了眾多的、大小不一的繁盛城鎮。正如顧炎武在《天下郡同利病書》中所說：「蓋吳民不置田畝，而居貨招商，閭（huan）之間，望如錦綉，豐筵華服，競侈相高，而角利錙銖。」民眾的衣著、飲食、交通和居住方式都有了極大改觀。生活在這一環境中的吳門書畫家們，他們的藝術不可能不得到極大的發展。
苛政的松弛，生產與文化的復興，地產的豐饒與經濟的繁榮，加上「復古」運動及《易》學傳統的影響，無不促使吳門書畫獲得飛速發展。入明時，院體畫風格、院畫及浙派仍占統治地位。但在蘇州一帶，崇尚北宋和元畫、鄙棄南宋的風氣已相當濃厚。吳寬在《為陳玉授題啟南山水大幅》上題詩雲：「馬家作畫才一角，剩水殘山氣蕭素。畫苑馳名直至今，輸與毫端不浮弱。」從詩中則可見一斑。任職宣德畫院的郭文通在《水東日記》里對「有言夏圭、馬遠者，輒斥之日：是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焉」。蘇州的廣大書畫家對於元末就盛行的元四家繪畫風格，則有親近感。至沈周、文徵明，據《天爵堂筆余》載，已「奄有子久、叔明、仲圭三家之長而上窺董巨」，故被時人看成是文人畫的嫡系，「余謂丹青有宗派，姑蘇獨得其傳」。姑蘇畫家們師法模仿得更多的是元人畫跡。正如屠隆在《考槃余事》中所說：「爭如吳中，莫樂臨畫，亦稱當代一絕。」亦反映出當時尚古、摹古的風氣。
明代社會上書畫買賣已十分普遍，有力地促進了書畫業的發展。《四友齋畫論》中說：「令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人四幅大畫。」《文徵明集》中雲：「少傅公（王鏊）不惜五百金購之（指閻立本《秋嶺歸雲圖》）。」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列數時玩賣品，除瓷窯銅器外，就有「沈唐之畫，上等荊、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諸大估日千日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贗不可復辨」。《金瓶梅》63回西門慶叮囑畫師用心為李瓶兒畫遺像：「我送先生一匹緞子，上蓋十兩銀子。」按照當時價格，兩幅肖像畫抵得i--個長工一年的收入，可見當時民間畫師的經濟收入相當可觀。民間畫家這種「且與縞紳先生列坐抗禮」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破除了文人畫家的畛域之見，亦是吳門繪畫風格「行」「利」相兼的原因。最初的沈周、文徵明等文人畫家被看做是個別傑出的文人畫家，與明初以來的院體、浙派畫家相抗衡。晚明的評論家董其昌、李日華認識到這是上承元四家、接續董巨畫風的一個別開生面的大傳派。在與浙派、松江派的比照、推動下，吳門畫派以一種整體的形象登上了藝術史的大舞台，以它自身鮮明而獨特的藝術個性日益為世人所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