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Joseph Needham）真可說是集數家於一身。有些人也許還不知道，他在37歲開始對中國產生深厚興趣之前，就已經是的科學家了。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被讓·布拉歇（Jea Brachet）譽為“化學胚胎學之父”。這是因為李約瑟自1922年從事研究工作起，就一直想把生物化學方法應用於研究發育過程中的胚胎。他在所著三卷本《化學胚胎學》中，試圖概括地論述胚胎發育期所發生的化學變化（1931）；在另一部著作《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學》中，又試圖把胚胎的發育與他當時稱為的“形態發生激素”或“組織者物質”聯繫起來，這部著作在他首次赴華的那一年出版（1942）。
　　
李約瑟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作曲家，兩人不甚相授。李約瑟也象父母親不夠和諧的其他孩子一樣，總是一個架橋者。他在父母親之間所作的溝通工作，日後卻以更廣泛的方式繼續下來。
　　
李約瑟在中學和大學學習期間，就曾經想方設法把科學與宗教結合起來。在這方面，他曾極大地受益於德國神學家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和其他一些人的思想。這些人把人類認識宇宙的經驗，概括為五種形式——科學、宗教，歷史，哲學和藝術創造，並認為不涉獵這一切，就不能被視為全面的人。
　　
在從事科學研究的那些年間，李約瑟又一次忙於架橋工作。但這一次他想溝通的，卻是以解剖學或形態學的影響為一方，而以生物化學的影響為另一方。如何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是一個大課題。基因和激素的分子顯然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問題是如何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摘清楚。
　　
最後，從1937年起，他要解決的明顯課題，就是如何溝通東方與西方、中國與歐洲。李約瑟在這方面所做的架橋工作，導致現已出版的17冊《中國科學技術史》；在其餘的12冊或更多的卷冊出齊之後，全書即可告成。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李約瑟必須首先成為科學史專家。實際上，他早已有志於此。在撰寫《化學胚胎學》時，他就寫下了胚胎學通史作為緒論。這部分內容後來以《胚胎學史》的名義另版單行。他以自己的成果否定了一種成見，即認為只有通過劍橋大學歷史學榮譽學位考試的人，才能撰寫科學史。
 
李約瑟以其《中國科學技術史》表明，先前的生物化學家大可在科學史領域內成績斐然。上述那種門戶之見，與幾乎全體醫學史家的實際情況，也確實大相徑庭，因為幾乎所有這些人在成為醫學史家之前，所獲得的都只是醫學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