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渴望實現的事物卻在事實上成為你實現自我的阻礙時，殘酷的樂觀主義便出現了。隨著戰後美國和歐洲對社會民主承諾的背離，勞倫·貝蘭特描述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盛行的殘酷樂觀主義，為我們理解和想像今天的時代提供了嶄新的思路。儘管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明顯不能為人們提供機會並使其生活“有意義”，但人們依舊執著於那些無法實現的關於美好生活的幻想，包括這種生活承諾的向上流動、工作保障、社會平等以及持久的親密關係。
貝蘭特回溯了情感和美學意義上對戲劇性的調諧過程的回應，這些過程在談論不穩固性、意外和危機中展開。由此，貝蘭特認為在以其他任何方式理解之前，歷史性當下首先是被情感性地感知的。她提出我們延展性的此刻往往以新形式的時間性為特徵。同時，她解釋了為什麼一旦危機本身被正常化，創傷理論便無助於我們理解人們在漫長的時間中調解和適應的方式。因為創傷理論關注的僅僅是那些動搖我們的生活的正常感的反常事件。
貝蘭特回溯了情感和美學意義上對戲劇性的調諧過程的回應，這些過程在談論不穩固性、意外和危機中展開。由此，貝蘭特認為在以其他任何方式理解之前，歷史性當下首先是被情感性地感知的。她提出我們延展性的此刻往往以新形式的時間性為特徵。同時，她解釋了為什麼一旦危機本身被正常化，創傷理論便無助於我們理解人們在漫長的時間中調解和適應的方式。因為創傷理論關注的僅僅是那些動搖我們的生活的正常感的反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