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館開館，於敏中出任正總裁，為纂修《四庫全書》的主要負責人，常隨乾隆左右。陸錫熊與紀昀（曉嵐）同任總纂官，具體負責主持編纂工作。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間的五月至九月，乾隆都前往熱河行宮（即承德避暑山莊），于敏中隨行，期間乾隆關於《四庫全書》的旨意，以及於敏中的想法、相關事宜等，通過于敏中的書信，向在北京的陸錫熊等人傳達落實。今僅存的56通書劄，即是四庫館前期，於敏中與陸錫熊集中商討如何編纂《四庫全書》的珍貴史料。涉及內容極為豐富，舉凡人員配備、職司分統、工作協調、後勤保障等統籌工作，以及書籍分類、版式擬定、發凡起例等體例的制定，書籍的刊刻、謄抄、校對、刪改、存毀，等等，事無巨細，均有佈置或商議。可為疏闊的歷史罅隙，填充具體生動的細節。
由於書劄事關中秘，直到1933年才以《于文襄手劄》之名影印出版，為學界所重。張曉芝先生今對草書信劄全文，做了仔細的釋讀、精確的年月日考訂和翔實的箋證，使這批珍貴的文獻厘然可讀，並詳為爬梳關涉的大量史事，頗具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此次出版，隨文影印56通原劄，以便參讀。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間的五月至九月，乾隆都前往熱河行宮（即承德避暑山莊），于敏中隨行，期間乾隆關於《四庫全書》的旨意，以及於敏中的想法、相關事宜等，通過于敏中的書信，向在北京的陸錫熊等人傳達落實。今僅存的56通書劄，即是四庫館前期，於敏中與陸錫熊集中商討如何編纂《四庫全書》的珍貴史料。涉及內容極為豐富，舉凡人員配備、職司分統、工作協調、後勤保障等統籌工作，以及書籍分類、版式擬定、發凡起例等體例的制定，書籍的刊刻、謄抄、校對、刪改、存毀，等等，事無巨細，均有佈置或商議。可為疏闊的歷史罅隙，填充具體生動的細節。
由於書劄事關中秘，直到1933年才以《于文襄手劄》之名影印出版，為學界所重。張曉芝先生今對草書信劄全文，做了仔細的釋讀、精確的年月日考訂和翔實的箋證，使這批珍貴的文獻厘然可讀，並詳為爬梳關涉的大量史事，頗具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此次出版，隨文影印56通原劄，以便參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