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唐太宗成功地將王羲之書法聲譽推向頂峰以來，以王羲之為首的“二王”書風統領書壇一千余年。在傳衍至今的王羲之書法系統中，唐代懷仁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是僅次於《蘭亭序》的一件書法名品。它是由初唐時期長安弘福寺僧人懷仁從王羲之若干墨跡中集字上石的碑刻，巧妙地將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僧玄奘和王羲之這些當時及後世人們耳熟能詳的重要歷史人物勾連起來，是一件真正具有“紀念性”的作品。碑刻完好地再現了王羲之書法的藝術特徵，備盡八法之妙，成為王字的一個最大寶庫。然而，《集王聖教序碑》雖被奉為書法經典，其經典化並非始於唐朝，甚至宋人對它的評價也並不顯得那麼正面。這中間有種種複雜的歷史、文化原因。
羅豐，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曾工作于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博物館、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從事北朝隋唐考古、絲綢之路考古、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也涉及藝術考古、書法研究等領域。著有《固原南郊隋唐墓地》《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蒙古國紀行》等。
羅豐，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曾工作于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博物館、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從事北朝隋唐考古、絲綢之路考古、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也涉及藝術考古、書法研究等領域。著有《固原南郊隋唐墓地》《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蒙古國紀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