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六大喜劇(回頭書) | 拾書所

莫里哀六大喜劇(回頭書)

$ 449 元 原價 499
法國戲劇中演出次數最多的全方位劇作家
莫里哀將喜劇送上新頂點的六大經典


莫里哀是約翰.巴狄斯特.波克蘭最初作為演員用的假名字。

他於一六二二年生於一個有內府供奉身份的室內陳設商的家庭。這種有小貴人身份的室內陳設商,總共八個,每年分成四批,輪流侍奉國王三個月。他是長子,所以父親在他十五歲上,就把這種世襲的權利過到他的名下。但是不肖子放棄前程,把內府供奉的世襲名義留給他的兄弟,自己卻加入流浪人隊伍,去做「戲子」那種一向為人不齒的「賤業」。教會驅逐「戲子」出教,萬一他們臨死沒有舉行懺悔和終敷禮,教堂就不會分一塊墳地給他們。所以這位大少爺決定改名換姓做「戲子」,等於聲明他不再是統治階級中間的一分子。而法國的戲劇事業,卻正由於他的叛逆行為,取得光輝的生命。他和他的年輕夥伴創辦的劇團,營業沒有起色,債主的賬單變成法院的傳票,莫里哀被關進監獄,劇團經過兩年掙扎,還是解散了。父親把他從監獄裡贖出來,他不認輸,離開巴黎,加入另外一個劇團,在外地流浪了整整十二年,然後率領劇團,在一六五八年十月回到巴黎,站穩腳跟,一直到他一六七三年去世。他在這期間,接二連三,寫出他的豐富多彩的喜劇傑作,有時連寫帶排,不過五天,就演出一個劇本。他是劇團的主要演員、劇本主要供應人,又是調度一切的「行政首腦」,早年還擔任演前的致辭人。死的那一天,他還在扮演他的新作的主要人物,在最後一幕咳破血管,回到寓所,不到三小時,就與世長辭了。他對他所熱愛的戲劇事業,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多年外地流浪的結果就是和廣大人民接近,他不但取得了豐富的創作源泉,而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對統治階級表現出鮮明的批判態度。但是他對他所出生的資產階級依然抱有幻想,他的基本傾向是開導,不是決裂。他的喜劇常常出現一種具有說話人身份的人物,把「中庸之道」作為苦口良藥,教育那些由於惡習而流為「滑稽人」的資產者。他們可以說是中上層資產階級的正面人物,但是由於缺乏戲劇趣味,所起的宣講作用不大,不免成了多餘的話。

莫里哀開導資產階級,同時靠近路易十四,就當時而言,不足為奇,這是一種上升手段。對主持劇團的莫里哀來說,想在巴黎取得優勢,並取得調侃宮廷貴人的權利,就非趨奉被臣下諛為「太陽王」的路易十四不可。整個十七世紀前半葉,也就是說,從波旁一姓建立王朝起,六十年間,基本傾向就是資產階級擁護國王,建立穩定的中央政府,因而就中取利,並打擊封建貴族的分裂主義。所以莫里哀回到巴黎,又從死去的兄弟那邊收回內府供奉的頭銜,便利自己接近路易十四,也就很自然了。封建貴族中只有常在路易十四面前出現的宮廷貴人,才能受到他的照顧。一般封建貴族,尤其是外省貴族,土地剝削不足以保障生活,榮譽觀念又不許自己經商,也就一籌莫展。他們不得不俯就資產者,利用婚姻的手段,騙取日常生活費用。有的出賣土地,因而出讓頭銜,流落江湖,過著實際等於「騙子」的生涯。優俸閒職救下了一批封建貴族,但是階級分化一直在外省,甚至於在京城進行著,荒乎其唐的笑話到處流傳,無怪乎莫里哀要在《凡爾賽即興》裡說:「侯爵成了今天喜劇的丑角,古時喜劇,出出總有一個詼諧聽差,逗觀眾笑,同樣,在我們現時出出戲裡,也總得有一個滑稽侯爵,娛樂觀眾。」(第一場)而且這不是個別現象,「喜劇的責任既然是一般地表現人們的缺點,主要是本世紀人們的缺點,莫里哀隨便寫一個性格,就會在社會上遇到,而且也不可能不遇到。」(第四場)

今天看來,經常見於他的喜劇的年輕男女為婚姻自由而鬥爭的情節,未免庸俗。其實真正庸俗的,應當是在他以後的那些喜劇作家: 他們迎合小市民的理想,孤立這一鬥爭,縮小原來含有的向封建制度宣戰的意義。莫里哀不停留在這上面,他利用這種婚姻自主的鬥爭,讓情節向社會各個角落延伸,同時真正在進行鬥爭的,不是公子們、小姐們本人,而是他們的僕人。莫里哀的喜劇就這樣從現實生活中得到了光輝。在他的有限的創作年月(從帶劇團回巴黎起,總共不過十五年)中,他讓他的觀眾在歡笑中體味自己的真實形象和行為乖戾的嚴重後果。

本書為莫里哀代表劇作集,收有《太太學堂》、《逼婚》、《達爾杜弗或者騙子》、《吝嗇鬼》、《貴人迷》、《司卡班的詭計》六部劇作。

《太太學堂》(L’Ecole des femmes)講述擁護夫權的阿爾諾耳弗從鄉下買來一個四歲姑娘,關在修道院裡十三年,按他的方針給自己製造理想太太。莫里哀的性格喜劇由此開始,近代的社會問題劇也由此發端;《逼婚》(Le Mariage force)從階級性格入手,不但嘲笑了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而且利用嘲笑的機會,還嘲笑了從中世紀以來就在巴黎大學占統治地位的經院哲學;《達爾杜弗或者騙子》(Tartuffe ou L’Imposteur )塑造了達爾杜弗這個典型的偽君子形象,諷刺了偽信士和溺信受害的上層資產階級家庭;《吝嗇鬼》(L’Avare)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資產者阿爾巴貢的醜態,使其成為吝嗇鬼、財迷、守財奴的代名詞;《貴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的主人公汝爾丹是一個醉心貴族的資產者,貴族的一切便是他行動的標準,以載歌載舞的演出形式,反映法國十七世紀特有的棄商就官的社會心理;《司卡班的詭計》(Les fourberies de Scapin)透過主人賴昂德與僕人司卡班的對比,蔑視法國十七世紀的封建制度,抨擊腐敗的司法機關,暗示他與路易十四之間漸行漸遠,亦是其喜劇創作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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