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作為中國古代的一部典籍，數千年來倍受文化學術界推寵與關注，從漢代經學產生以來，歷經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唐宋元，乃至明清，從漢初的「六經」，東漢的「七經」，唐代的「九經」，到宋代的「十三經」和「四書五經」乃至清代的「十三經」，始終未曾動搖它群經之首的地位，成為中國儒學、經學的重要內容之一。
當然，從漢至唐之「漢學」，宋元明之「理學」，清之「考據學」，對易經的注解、訓釋各不相同，各取所需也好，各持己見也罷，但正是在這樣的百家爭鳴中，賦予了易經各不相同的時代特徵，產生了各具特色的時代之學。這一點，在中國兩千年經學古、今文派的爭論中反映得淋漓盡致。對易經本身的研究則自然地分成兩大派系，曰易理、曰象數。
以上易經所指乃《周易》與《十翼》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根據文獻記述，古易有三，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也有人將連山、歸藏和周易直接對應於夏、商、週三個王朝。但連山、歸藏亡佚，存世者只有周易。由之一般意義上也便將易經代之三易或括十翼。
筆者認為，對易經的研究或易學的研究，既不能一味的拔高古人，似乎古人比今人都高深莫測，也不能貶低古人，似乎古人只有所謂原始的、樸素的思想，而應該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將易學思想的產生置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時代，這樣才可能做到客觀、公允、科學，還原易經之本原。這便要解決一個關鍵性問題——易文化產生的時代特徵是什麼？
回答這一問題需要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瞭解中國古人的生活環境與原始文化特質。史前傳說與文獻記載以及考古實證證明，中國古人活動最集中的地區便是晉南、豫西與關中一帶的河東、河南、河內「三河」地區，即中原。但中原文化的產生與形成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不同區域文化發展與融合的結果。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曾指出：
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間，源於華山腳下的仰紹文化廟底溝類型，通過一條呈「S」型的西南——東北向通道，沿黃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桑乾河上游至內蒙古河曲地帶，同源於燕山北側的大凌河的紅山文化碰撞，實現了花與龍的結合，又同河曲文化結合產生三袋足器，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間又沿汾河南下，在晉南同來自四方（主要是東方、東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結合，這就是陶寺。或者說，華山一個根、泰山一個根、北方一個根，三個根在晉南結合。這很像車輻聚於車轂，而不像光、熱等向四周放射。
考古發現正日漸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五帝時代以五千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大階段，以黃帝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動中心在燕山南北，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可以與之對應。五帝時代後半期的代表是堯舜禹，是洪水與治水。史書記載，夏以前的堯舜禹，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中國」一詞的出現也正在此時。
堯舜時代萬邦林立，各邦的「訴訟」、「朝賀」，由四面八方「之中國」，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這還只是承認萬邦中有一個不十分確定的中心，這時的「中國」概念也可以說是「共識的中國」，而夏、商、周三代，由於方國的成熟與發展，出現了鬆散的聯邦式的「中國」，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的「天下」。{1}
但不論是「車輻聚於車轂」，還是「光、熱向四周放射」。古中國文化在交流與融合中形成了一個融合四方文化的共同文化中心，在地望上即現山西襄汾的陶寺一帶，在特質上即中原文化。而陶寺文化的時代距今5000─4500年之間，正與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前的堯舜禹時代相合。
陶寺的考古發掘表明，「其時間跨度很長，上下近千年，大致從西元前3000年至西元前2000年之間，其遺存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相當於歷史傳說的陶唐、虞舜，而晚期則為夏族夏後氏時期。在空間上，陶寺龍山文化類型及其已發掘的陶寺遺址的地域，正是歷史記載唐堯、虞舜和夏禹等的氏族或部落的活動所在。」{2}其文化特質，從陶寺遺址出土的文化遺存，無論是銅器、陶器還是石器、骨器等器物群的發生、發展或演變，均顯示出夏文化從其發祥地向南越黃河至豫西伊、洛一帶的軌跡。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城池的出現，宮殿與宗廟的出現，不僅擁有了銅器、樂器、玉器和圖騰，以及文字的出現，特別是觀象臺的出現，充分反映出陶寺文化的成熟程度，並向國家過渡。而陶寺文化遺存遺物中彰顯了這樣一個文化現象——祀祭，樂器也好，玉器也好，圖騰也好，無不透露出祭祀上天，亦即古人察天敬天的文化特質，最終形成了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的文化根本。
在認識上天的過程中，古人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借助於多種手段、方法與參照物，辨識星空，認識星象，找尋天之代表的日月五星的運轉週期與規律。這一漫長的過程中，古人認識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星體，將星體劃分為恆星與行星，將一顆顆獨立的恆星連接成一個個富於想像的星座，建立了黃道體系座標，依黃道將星空劃分為四象二十八宿，將黃道以北圍繞北極星的區域分為三垣。
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一個個溝通天人的奇人巫覡產生，用獨特的儀式溝通天人，將上天的旨意傳遞百姓。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人們根據物體白日光線下變動的陰影觀察太陽，進而理性化為立竿測影以辨四時。而在這每一過程中的奇人神人或智者便是部落首領或者王朝君主。堯之父帝嚳可通天，堯自然不例外。
在這一過程中，觀天測地漸漸演化成為專業，並成為一種職業。觀天察象為司天者，立竿測影為司天者，巫覡為司天者，蔔筮者也為司天者。
形式有所不同，本質完全一樣，都是由不同手段或參照物預言、觀察日、月、五星等行星和衛星的變化規律。這種種方式中，簡單易行並能夠模擬天體的便是周易及其筮占。由之，從連山到歸藏到周易代代薪火不斷，或國之大事，或百姓小事，卦筮成了人們瞭解天意的重要手段，從符號到文字，並最終固定為文字與符號的結合。
本書所要剖析的也正是易經或周易符號、文字進而瞭解千姿百態多樣世界共同遵循的法則。故本書名曰《周易文化的科學探索》。
【註釋】
{1} 蘇秉琦《中國文化起源新探》159-16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6月第1版。
{2} 王克林《陶寺晚期龍山文化與夏文化》，《黃河文化論壇》第四輯12頁，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當然，從漢至唐之「漢學」，宋元明之「理學」，清之「考據學」，對易經的注解、訓釋各不相同，各取所需也好，各持己見也罷，但正是在這樣的百家爭鳴中，賦予了易經各不相同的時代特徵，產生了各具特色的時代之學。這一點，在中國兩千年經學古、今文派的爭論中反映得淋漓盡致。對易經本身的研究則自然地分成兩大派系，曰易理、曰象數。
以上易經所指乃《周易》與《十翼》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根據文獻記述，古易有三，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也有人將連山、歸藏和周易直接對應於夏、商、週三個王朝。但連山、歸藏亡佚，存世者只有周易。由之一般意義上也便將易經代之三易或括十翼。
筆者認為，對易經的研究或易學的研究，既不能一味的拔高古人，似乎古人比今人都高深莫測，也不能貶低古人，似乎古人只有所謂原始的、樸素的思想，而應該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將易學思想的產生置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時代，這樣才可能做到客觀、公允、科學，還原易經之本原。這便要解決一個關鍵性問題——易文化產生的時代特徵是什麼？
回答這一問題需要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瞭解中國古人的生活環境與原始文化特質。史前傳說與文獻記載以及考古實證證明，中國古人活動最集中的地區便是晉南、豫西與關中一帶的河東、河南、河內「三河」地區，即中原。但中原文化的產生與形成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不同區域文化發展與融合的結果。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曾指出：
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間，源於華山腳下的仰紹文化廟底溝類型，通過一條呈「S」型的西南——東北向通道，沿黃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桑乾河上游至內蒙古河曲地帶，同源於燕山北側的大凌河的紅山文化碰撞，實現了花與龍的結合，又同河曲文化結合產生三袋足器，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間又沿汾河南下，在晉南同來自四方（主要是東方、東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結合，這就是陶寺。或者說，華山一個根、泰山一個根、北方一個根，三個根在晉南結合。這很像車輻聚於車轂，而不像光、熱等向四周放射。
考古發現正日漸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五帝時代以五千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大階段，以黃帝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動中心在燕山南北，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可以與之對應。五帝時代後半期的代表是堯舜禹，是洪水與治水。史書記載，夏以前的堯舜禹，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中國」一詞的出現也正在此時。
堯舜時代萬邦林立，各邦的「訴訟」、「朝賀」，由四面八方「之中國」，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這還只是承認萬邦中有一個不十分確定的中心，這時的「中國」概念也可以說是「共識的中國」，而夏、商、周三代，由於方國的成熟與發展，出現了鬆散的聯邦式的「中國」，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的「天下」。{1}
但不論是「車輻聚於車轂」，還是「光、熱向四周放射」。古中國文化在交流與融合中形成了一個融合四方文化的共同文化中心，在地望上即現山西襄汾的陶寺一帶，在特質上即中原文化。而陶寺文化的時代距今5000─4500年之間，正與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前的堯舜禹時代相合。
陶寺的考古發掘表明，「其時間跨度很長，上下近千年，大致從西元前3000年至西元前2000年之間，其遺存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相當於歷史傳說的陶唐、虞舜，而晚期則為夏族夏後氏時期。在空間上，陶寺龍山文化類型及其已發掘的陶寺遺址的地域，正是歷史記載唐堯、虞舜和夏禹等的氏族或部落的活動所在。」{2}其文化特質，從陶寺遺址出土的文化遺存，無論是銅器、陶器還是石器、骨器等器物群的發生、發展或演變，均顯示出夏文化從其發祥地向南越黃河至豫西伊、洛一帶的軌跡。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城池的出現，宮殿與宗廟的出現，不僅擁有了銅器、樂器、玉器和圖騰，以及文字的出現，特別是觀象臺的出現，充分反映出陶寺文化的成熟程度，並向國家過渡。而陶寺文化遺存遺物中彰顯了這樣一個文化現象——祀祭，樂器也好，玉器也好，圖騰也好，無不透露出祭祀上天，亦即古人察天敬天的文化特質，最終形成了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的文化根本。
在認識上天的過程中，古人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借助於多種手段、方法與參照物，辨識星空，認識星象，找尋天之代表的日月五星的運轉週期與規律。這一漫長的過程中，古人認識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星體，將星體劃分為恆星與行星，將一顆顆獨立的恆星連接成一個個富於想像的星座，建立了黃道體系座標，依黃道將星空劃分為四象二十八宿，將黃道以北圍繞北極星的區域分為三垣。
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一個個溝通天人的奇人巫覡產生，用獨特的儀式溝通天人，將上天的旨意傳遞百姓。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人們根據物體白日光線下變動的陰影觀察太陽，進而理性化為立竿測影以辨四時。而在這每一過程中的奇人神人或智者便是部落首領或者王朝君主。堯之父帝嚳可通天，堯自然不例外。
在這一過程中，觀天測地漸漸演化成為專業，並成為一種職業。觀天察象為司天者，立竿測影為司天者，巫覡為司天者，蔔筮者也為司天者。
形式有所不同，本質完全一樣，都是由不同手段或參照物預言、觀察日、月、五星等行星和衛星的變化規律。這種種方式中，簡單易行並能夠模擬天體的便是周易及其筮占。由之，從連山到歸藏到周易代代薪火不斷，或國之大事，或百姓小事，卦筮成了人們瞭解天意的重要手段，從符號到文字，並最終固定為文字與符號的結合。
本書所要剖析的也正是易經或周易符號、文字進而瞭解千姿百態多樣世界共同遵循的法則。故本書名曰《周易文化的科學探索》。
【註釋】
{1} 蘇秉琦《中國文化起源新探》159-16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6月第1版。
{2} 王克林《陶寺晚期龍山文化與夏文化》，《黃河文化論壇》第四輯12頁，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