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直將老子奉為聖賢。甚至出現了貶低孔子以抬高老子，借孔子之口讚揚老子，將老子的思想地位與中華民族的文明始祖軒轅黃帝並列，稱之為“黃老之學”、“黃老之道”、“黃老之術”的情況。司馬遷在史事的記述中，就客觀上反映了這種歷史實際。《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曰：“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孝武本紀》又載：“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

現在，隨著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的播放，人們通過劇情中有關漢武帝時期“崇黃老”與“崇儒學”之間對立和鬥爭的史事表現，認為黃帝與老子哲學思想一致的觀念，就更加普遍。再加上有些學者對老子思想仍在進行不適當的拔高，說“老子是中國哲學的創始人”，是中國的“哲學之父”，其思想是如何地“博大精深”，如何地“奇妙”，並號召全國人民都來學習《老子》哲學，認為這就是弘揚了中華文化，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文明如何“有好處”等等。這就使老子的一些錯誤思想不僅得不到糾正，而且，還不可避免地要繼續影響一些人們的頭腦，在我們為中華民族歷史復興的奮鬥中，繼續產生消極作用。

這種情況的存在，對於民族思想建設是沒有好處的。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多數的人們就不會知道，所謂《老子》哲學思想，既有正確的成分，亦存在著大量錯誤、乃至於非常有害的離經叛道之說。更何況，老子的思想既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哲學思想理論體系，對於中國之“道”而言，又絕大部分思想是離經叛道，反對中國傳統道學思想理論的。因此，將老子的思想言論稱之為“博大精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言之為中國的“哲學之父”，是嚴重背離中國哲學史的歷史事實的。

在哲學思想理論上，“黃老”連稱，違背客觀的歷史事實：老子的思想，不僅同黃帝哲學思想不一致，而且從哲學思想體系上說，基本上是與黃帝的思想理論相對立的。老子也根本不是什麼“中國哲學的創始人”，而是用顛倒語序、割裂語意、歪曲原義之法抄襲《黃帝經•道原經》等篇章的辭句，販賣“絕學”、“絕聖”、“絕仁”、“絕巧”、“棄智”、“棄利”、“棄義”、“不尚賢”思想，鼓吹“愚民”而治，竭力反對大有作為，以為封建獨裁統治服務的一位元離經叛道者。所謂《老子》哲學，完全是被封建獨裁統治者抬舉起來進行愚民的一個御用工具。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呢？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理論產生很早，它至少產生於七八千年以前，這就是伏犧氏歷史時期畫八幅及重為六十四幅圖案性掛畫，以克服無文字這種語言載體而傳播哲理的困難，將哲學理論傳播於後世的歷史事實。到距今五千年以後的歷史上，因為中國最早的文字已經開始被創造出來，並且在實際社會生活中使用，人們學哲學便會很自然地在圖案性掛畫下加以注釋性的文字，以説明記憶卦名、卦義所表達的哲理，這就是中國書籍最早出現的情況。此後，其整理出現的，便是不同歷史時期的《連山》、《歸藏》兩種《易》經版本。所以，《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哲學經典著作。

軒轅黃帝肇造了國家制度之後，就是以這種古老的哲學理論為指導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禮儀、以及倫理道德規範治理國家。這不僅如孔子所說的那樣，建立了一個以民為本位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制度，同時也給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奠定了歷史形成的基礎。史載黃帝令史官倉頡造字述史，事實上就是一種搜集整理、規範原有文字，並按一定的文字規律增創新文字，以豐富文字表達思想和語言功能，用行政手段在全國統一推廣使用文字的歷史事件。

由於有了統一和規範性的文字使用，脫離了圖案性掛畫，用純文字寫成的道書也就在隨後問世，如史籍所載的《風後》、《力牧》、《黃帝經》之類。

在夏禹顛覆了五帝時期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變天下為公成帝王一家之私的“父傳子，家天下”君主獨裁政治制度之後，就千方百計歪曲、抵制中國古典哲學思想，其具體作法就是炮製出一個《洪範九疇》，以取代中國古典哲學理論。同時，又“神道設教”，千方百計歪曲中國古典哲學理論，並建立蔔筮制度，進行愚民統治。

夏禹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因為，中國古典哲學理論，完全是依照客觀自然規律建立起來的哲學理論。這種哲學理論對於建設民主、法制、公平、公正、有序、和諧、天下大同的社會制度是有科學的指導意義的，而以天下為一家之私的君主獨裁制度，則是處處違背中國古典哲學道理的。所以，自夏代以來，歷代的封建獨裁統治者都“神道設教”，以歪曲和抵制中國古典哲學理論為要務。至商代，又發展起以牛骨、龜甲先鑽孔，後燒烤，使之裂紋以測吉凶的“愚民”手段。是時，迷信神鬼、占卜之風充斥了整個社會。

由於用牛骨、龜甲卜筮，普通百姓很難做到，商末，周文王又研究了利用八卦掛畫加枯草棍進行蔔筮的方法。這也正是孔子所指出的“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實際歷史情況使其然。  

周文王死後，其子姬旦繼承父志，在《連山》、《歸藏》的基礎上，更改卦名，改寫卦、爻辭，搞出了一個《周易》以作蔔筮用書，還規定成制度，在全國推行這種占卜方法。由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便產生了歷史的膈膜，不瞭解中國的古典哲學思想理論體系了。

在不瞭解中國古典哲學產生的實際歷史，不瞭解中國古典哲學的完整思想理論體系之後，光靠少量純文字的道書傳播中國古典哲學思想，而且客觀上又在受到封建統治者竭力抵制、故意歪曲的情況下，中國古典哲學的歷史傳播與傳承，就逐漸產生了歷史性的嬗變，因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出現哲學理論上的謬誤，也就是一種必然而不足為奇了。例如，戰國之際就有人對中國古典哲學名詞中的“陰陽”產生了不甚明白的實際情況，言陰陽是“氣”，尉繚子不懂黃帝所說的“刑德相養”觀點，就是很好的例子；到了秦漢之際，更有不少人以為黃帝與老子都重言“道”，就認為他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與儒家思想對立的。於是乎，就將黃帝與老子的思想連稱，謂之以“黃老之道”、“黃老之術”。

其二，後漢以來，由於產生於中國的尊神宗教，為了抬高自己，便盜用中國古典哲學名稱“道”為教名，又以老子的《道德經》（今通稱《老子》）為宗教經典，這就不僅造成中國人對“道”與“教”在一定程度上的混淆。同時，又客觀上使《老子》思想大行其道，做到了人人皆知，而中國古代傳統的哲學思想理論則不為人知的實際歷史情況。

其三，老子的思想，由於很符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就被統治者們以其所掌握的社會公共權力所美化。如秦始皇為實現“絕學無憂”而焚書坑儒；漢武帝為禁絕學術爭鳴而“罷黜百家”；唐代帝王貶低《周易》的經典地位，而下令全國士庶都抄寫《道德經》誦讀，並封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到處大興土木建造道教宮觀，供奉老子……  這樣，就把老子這個有害於民族思想精神的人吹捧成了至高無上的“聖賢”。

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黃帝與老子的思想從根本上是相互對立的，老子之書是抄襲了《黃帝經•道原經》的一些辭句，而刻意宣傳他的 “絕聖”、“絕仁”、“絕巧” “絕學”、“棄智”、“棄利”、“棄義”、“不尚賢，使民不爭”，鼓吹“愚民”、“無為”“小國寡民”思想的。這種思想的繼續流傳、尊奉，對於我們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努力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實現中華民族的歷史性復興，是極為不利的。因此，在這種新的歷史形勢之下，我們就有必要舉以歷史事實，對老子的哲學思想進行實事求是的解剖與分析，分清哪些思想是對的，值得我們繼承的；哪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