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台灣流行的「存在主義」，曾讓許多青年學子無意間探觸到自己的「虛無」，進而不想肯定自己的「存在」。然而，「存在主義」並不是教我們虛無和痛苦的學說。從「自然」的角度來看，我們都患了流行性的「人格分裂症」。
在喪失了母體文化後，我們總想移植外來文化到自己體內，甚至連憂鬱的心跳聲也要有「外來式」的風格。這種「存在焦慮」，其實是一種精神困境；我們惟有「回歸自然」，讓「現象」還原到最初原貌，我們才能找回屬於自己的「存在」。否則，不論我們吸收了多少西方文化，仍只是一群擁有憂鬱心跳聲的「失落靈魂」。
１９９４年的夏天，兩位北一女的學生在宜蘭的小旅館自殺，她們留下的遺 書說：「．．．當人是很辛苦的．．．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我們．．．，我們的生命是如此微不足道．．．．」
王尚義在『野鴿子的黃昏』裡也曾說：
「我們這一代有靈魂的年輕人，那一個不是沈浸在淚水中？．．，我們浮流在整個時代精神幻滅的泡沫上，沒有出路．．．．」
我們都是活在「苦悶」時代的靈魂。
工商業和科技愈發達，我們的存在就愈焦慮。因為高度文明，我們和大自然愈來愈疏離，二十世紀末的人類，已經被「存在的焦慮」侵擾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當初台灣在引入「存在主義」時，並未同時介紹「現象學運動」。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知識族群，會陷落到「存在主義」的精神困境中。
要認識完整的「存在主義」，就必須從「現象學」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