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人類健康之爭，在醫學界尤其可以十分邪惡。
沙賓曾刻薄的評論沙克，認為一般人也可以走進廚房去做他所做的事。
為避免產褥熱的高死亡率，主張醫生要先洗手的塞麥爾維斯，最後卻死於精神病院。
發現新方法或新藥物十分可貴，既可得名又能得利，但爭執、妒忌、怨恨、仇恨、破壞和誹謗，也隨之而生。
哈維如何矯正通行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血液循環系統理論？
首先發現愛滋病濾過性病毒的是蓋洛還是蒙塔尼耶？
沙賓和沙克在小兒麻痺症疫苗的發明如何一分高下？
從青蛙腿推演而來的「動物電」理論最終導致伽凡尼和伏特的激烈鬥爭？
沒有女科學家富蘭克林，威爾金斯三人就不會發現去氧核糖核酸的結構？
由十七世紀的解剖學家哈維到二十世紀的佛洛伊德，無數的研究人員、醫師、和科學家，在他們的貢獻被承認及接受之前，皆曾經歷批評、忌妒、競爭及對抗，以致事業及人生遭受摧殘。與我們認知不同的是，即使在醫學上，爭執仍無法從純粹合理和科學的觀點來處理，宗教、國籍、社會地位及個人的驕傲、貪婪、和野心等，都在爭論中有重大作用。
潛藏在百年來無數起爭論下的啟示是，那些相左的意見、衝突的資料數據、分歧的評論及個人的爭鬥，正是導致醫學知識開展及進步的重要推力。無庸置疑的是，醫學研究長久以來既為有組織的活動，也是全人類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