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克斯的魅力
去年路過倫敦，一位音樂學的朋友隨意問起：「看過《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原來是根據這書改編的戲劇，在英美正掀起了一陣狂熱，同時也將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原著，再次推上暢銷書。
作者薩克斯博士，一位英國出生的美國神經科醫師，台灣的讀者對他應該不會陌生。幾年前，根據他另一本書改編的電影「睡人」，在國內創下了極好的票房。只可惜電影出現的情節，只是將部分病例串成完整的電影，薩克斯博士本人許多細膩的思考卻遭到忽略了。
這一次，天下文化同時出版了他的兩本書，包括了最受矚目的《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和最新作品《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國內的讀者終於可以了解這一股薩克斯魅力的緣由了。
薩克斯博士是典型英國士紳階級的出身。父親是神經科醫師，母親則是外科醫師。然而，在學術的背景裡，他的神經醫學知識的淵源卻不是正統的英美傳統──從當年英國皇后廣場的傑克森(H. Jackson)，到近代美國波士頓學派的季斯溫(N. Geschwind)，再到現今最活躍的MIT神經科學。
十九世紀末隨著神經學知識的發展，隨著理論的爭議產生了定位論(localism)和整體論(wholism)的對立。定位論背後意識型態的線性因果關係思考，很快地和當時時代氣氛裡的科學機械論合而為一，自然取得了優勢。這樣的影響，當然不只出現在神經醫學；其他領域的醫學，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包括精神醫學，當年和神經醫學分離的其中原因之一也是整體論的精神，但近年來占精神醫學主流的「新克雷泛林學派」(neo-kraeplinians)也全然籠
罩在定位論的精神下。
薩克斯對這一傳統的不滿，可以從他對蘇俄神經科醫師盧力亞(A. R.Luria)的推崇看出。在一篇訪問稿後，薩克斯直言不諱地稱盧力亞是他「心靈上和學術上的導師」。
隨著二次戰後美國的優勢地位，量化的實證科學也幾乎成為自然科學的唯一真理，整理論的傳統反而適時地保留在冷戰結構的另一邊。在蘇聯日趨狹隘的社會唯物論指導下，極端強調社會條件的結果，固然造成了李申科(Lysenko)事件這樣的科學醜聞，卻也間接促成了像盧力亞這類對整體論堅持的科學家。
薩克斯就是在盧力亞的影影下，發展出「街頭神經學」(Street Neunology)觀念。近年來往往有人道主義的醫學工作者主張，看病不是只看到異常的病症，而是要看到整個人。而薩克斯卻是進一步主張：醫師所問診的，不只是面對醫師、身處類似實驗室的門診時的病人而已，更是要看到處在他們日常生活環境中的病人。
為多了這一層「街頭」的考慮，「治癒」的定義改變了，不再是以回歸常模為唯一標的；甚至，「疾病」的意義也重寫了，它不再只是代表無能或缺陷，而是蘊藏著無限的正向意義，正待人們去思索、反省。
從《睡人》（一九七四）、《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一九八六）、到《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一九九四），我們可以看到薩克斯的思考，從他對「治癒」(cure)的質疑做為出發，甚至到了最近一本書，都還繼續提出這樣的反思。慢慢地，他開始思考「街頭」，也就是個案所處的環境；趕病本身乍看是天生自然的客觀存在，開始受到了挑戰。用時髦的科學名詞，我們可以說薩克斯的思考模式，開始跨入了生態系統(ecosystem)或複雜理論（其實這也就是十九世紀的整體論精神）。
他對「疾病」客觀狀態的質疑，或多或少也和近年來法國思想家傅柯(M. Foucault)以降的醫學社會學者所批評的「醫療化」議論，可以相互呼應。當然，兩者之間還是有差異的。薩克斯強調了人的周遭環境，而非著重更廣泛的社會和歷史脈絡；他在科學文獻做更細膩的批判性閱讀，而非「反科學」的；甚至，他的整體論傾向，間接地推崇了十八世紀的浪漫科學(romantic science)，正是傅柯所指稱之「醫學化」的濫殤。
浪漫科學的「浪漫」，也就是而今的傳奇、小說或故事。薩克斯在書中不斷地提到盧力亞對他諄諄善導地將病人的生活故事寫下來，而不是只有症狀的記錄和解釋。這樣的病人誌(pathoqraphy)，原初的企圖也許是對疾病的另類思考，卻無心插柳地促成了薩克斯這一切充滿虛構(fiction)樂趣的非小說(non-fiction)的暢銷書。
然而，撇開這一切科學史和哲學的思考，也撇開醫學研究的趣味，薩克斯的小說究竟有怎樣的魅力，能吸引無數個只具有基本醫學知識的一般讀者呢？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的最後一篇文章，也就是相同篇名的案例，在裡面，薩克斯描述一位既是自閉症患者、也是傑出動物行為科學家的天寶‧葛蘭汀(Temple Grandin)。這位亞斯伯格症候群的個案，也就是臨床上所稱的高功能自閉症患者，她說到了自己對愛情的看法（「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羅密歐與茱麗葉）究竟作何打算」），談到對一般所謂正常人類的複雜情緒。她覺得自己永遠無法體會他人的心境，無法感受到動機和意圖錯綜複雜的變化。這是典型的自閉症症狀：同理心的缺乏。然而，因為如此，「我覺得自己就像個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她說。
在傳統觀念裡，我們習慣將病人或殘障人士視為他者，不同於「我們」的存在。因為這樣的差異，「我們」還是永遠站在「我們」的立場思考人類的一切，不管是心理、環境、人際關係等等。而我們所謂的世界，也都是用「我們」的方式法所看到的世界。
薩克斯卻引導著我們，來了解天寶所看到的世界。這時，「我們」不再是自己眼中的人類了，棔是天寶這位人類學者眼中的「火星人」了。我們跟隨著天寶的感知，開始看見了自己如火星人一般異形(alien0的存在狀態。
薩克斯的小說（或者說，案例）不僅是一種只限於奇觀一般的疾病展現，而是將這一切非比尋常的人類經驗，當作自我探索的鏡面，藉著不同角度的轉變，看到了更多的自我──包括了身為火星人那一層面的「我們」人類。唯有這樣的練習，不斷地將自己視為異類或他者的反思，才可能去欣賞、喜歡和以平常心去對待任何與我們有所差異的他者。
同理心是任何輔導工作者、老師和父母親朗朗上口的觀念；偏見或岐見也是任何人都否認的毛病。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中，看不見的偏見和岐見，以及永遠隔了一層的同理心（甚至淪為口號了），卻是到處可以看見。也許這是薩克斯小說所思考的吧：唯有不斷地練習將自己視為火星人，才可能學習到同理心，才可能將所有看不見的岐視加以消除。進而，人和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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