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談論西方文學批評的方式，同本書本身所處的八十年代中國保持�一種自在而非自覺的對話狀態。本書在此並不是要講述一個感傷的愛情故事，相反，它是要抓住一個機會，以便在主體歷史的廢墟上，回顧一個「集體神話」如何在特定條件下，由無數個別「欲望的象徵」構築起來。盧卡契、本雅明、阿多爾諾、弗洛伊德、拉康、德里達等西方思想家，不再具有唯名論的自足性，而是成為一場複雜的語言遊戲中漂浮的能指。
從理論上全面而積極地介入西方思想話語，回到中國現當代史，乃是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自然發展和必要延伸，這是把被八九風暴打斷的當代思想和知識脈胳恢復和繼續下去的有效步驟。九十年代學術思想不但是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發展，更包含�一個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時代的自我救贖。
這種從「援西入中」到「由西返中」的理論探索路徑和文化普世主義態度，是一種開放進取的時代精神，是敢於越出自我同一性，在「他者」中最大程度地失掉自我，以便最大程度地收穫更為豐富的自我規定的勇氣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