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究要來的！時運到了，我可能有機會等到一個新時代的到臨。終究也要去的！文物收藏久，相處久了，會有感情。此時卻已到了我與它緣散，而它該緣起的階段了。我居然會被稱為收藏家，初聽狐疑，渾身不自在。聽多了，久假不歸，感覺漸趨麻痺，好像真有那麼一點收藏家的影子。但人貴自知，如果我還和「收藏」兩字沾得上邊的話，絕不在我的收藏有什麼了不起，而在我的收藏帶有理念。我因無明風動而收藏，因收藏而有理念，因有了理念而更想收藏。有理念的收藏會熾熱收藏者，燃燒收藏者，遂以為天下大事即在文物，文物即為天下之大事。張岱說：「人不可無癡」，張岱是晚明妙人，中國史上一等一的大賞家與大玩家，他的話是行家之言，愛到癡心即是魔。嗜好只有走到如癡如魔之境，才可深入箇中三昧。但嗜好如要發揮作用，只是癡魔的強度仍然不夠，因為熱度不太夠。真正的嗜好要結合理念，它才可發光發熱，克服現實並化身為現實。沒有理念的文物收藏，其效果就是陷於主觀意識層面的賞、嬉、遊、觀，清玩雅集。嗜好化為現實，談何容易？又豈只是加上「理念」兩字即可了得？文物如果是個理念，理念要完成自己，不見得可以一步到位，它通常需要迢迢遠行，於山窮水盡之際，才會忽然有個豁然開朗處。它要發揮作用，通常需要與各種文物、空間氛圍、歷史社會脈絡、還有有力的詮釋者結合，才可收得效果。很明顯地，大部分的收藏家沒有收藏的理念；即使他有理念，不見得有財力；有理念、財力，不見得有能力；有理念、財力、能力，仍然不見得可以成功，因為沒有碰上恰當的時代機運。文物的理念是社會性的，歷史性的，這種總體性發展之契機因緣聚會而成，不是任何人可以依主觀掌握的。收藏家是否有機會兌現他的理念，是要帶幾分運氣的。時運如到，而理念倘不能化為現實，那麼，不只藏家的精神能量有問題，他的身體也會出問題。因理念有動能，理一則動氣，氣不通則淤，則鬱，則噎，則噫。不說別的，單說文物有了規模，收藏久了，保存就是個問題，此時興趣就會變成責任，責任就會壓人。責任如不要成為負擔，最好的辦法就是轉移負擔，讓有力者負之而走。有聚必有散，這是收藏的鐵律。理念抓住了我，我代理念服務，社會付給我薪水，歷史給了我機會，我從社會的不同角落蒐集了、也重組了文物的功能，再將此文物的意義交給了歷史，這是樁公平的交易。我買空賣空，緣聚緣散，聚則成歡，散更大喜。我於熱鬧紅塵作道場，於拍賣入札會四方響起的吆喝聲中，如如不動，我的陳年收藏之病，或可一朝懸崖撒手，仰天一笑而癒。人到世上是來結緣的，由緣有我，我結諸緣。沒有一個人的主體性可以大到自己決定自己，自己就是自己。「我」是代名詞，沒有本質。世世代代，萬人如海，人人有「我」，人人皆「我」，「我」隨時要被取而代之，被他人填補進去的，何必那麼「我」？人名的專有名詞留著自己享用就好，一期一會，親朋方便交流即可，也不需要太「我」。不管多偉大的主體曾作出多偉大的事業，他終究是在文化風土中展現身手的。長鯨縱浪大海，牠的生存活動何曾片刻脫離過大海？典藏有理念附身或有理念顯聖（incarnation）的文物很累，責任給人熱力，也給人壓力。我將文物捐給我服務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學校，與其說愛校，不如說是逃脫，一種假公濟私的行為。因為我多少將個人的壓力轉給了學校，爾後學校不只要負擔起保全的責任，它也要面臨文物的意義不斷生成的壓力。有體系的文物既已聚集了，有了家，它就不可能長期的存有而不活動。它活動帶來的效果可能和我們校園的氛圍不一樣，也可能和我們附近的的大環境，亦即清大、交大、工研院、科學園區這一大片化外之地不一樣。但這正是我所期盼的，我不期待這批文物會有多大的美化校園的效果，我期待它帶來的不是那麼悅耳的八音齊奏，而是撞擊懷黑德常批判的「墮性概念」所發出的撕裂之聲。清大學生、或清、交、工研院、園區的成員這麼優秀，他們對社會的影響這麼大，他們如果有更宏闊的人文視野，那將是台灣之幸，也有機會是華人之幸。我們的清大博物館應該多少可以發揮一點解放的可能，至少它當像惹人厭的烏鴉般嘔啞呼喊：大學教育應當有更高的理想性格，而不當只是生成目前這副面貌。幾粒米竟想煮成一鍋粥，這樣的廚師肯定會惹人嫌。我捐獻給清大博物館的這些文物那麼微不足道，我只宜慶幸它可以得其所哉，還能再有什麼奢求呢！事實如此，我個人的努力確實不值一談，但文物所代表的意義應該還是可以說一說的，不是敝帚自珍，而是這些文物負載著一個理念。我的收藏本來就為了一種理念作見證，我相信：一種新的華人文化，我稱為漢華文化在即將來臨的世代中，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不只要對台灣、對大中國地區或對東亞，甚至對世界都有可能發揮積極的作用。當中國及東亞在世界的經濟與政治版圖中越來越佔顯著的地位的時候，文化問題不可能不被逼顯到臺面上來，它也會要求或被要求參與世界文化版圖的重組。這是對自家的責任，也是對世界的義務。我不相信這個趨勢可以擋得住，不管中國或東亞願不願意，文化問題總是會浮現上來的。如果政治問題上，兩岸或東亞之間仍多齟齬的話；經濟上，則已整合大於衝突；在文化上，更沒有理由依政治版圖的模式亂加框框。文化有文化的邏輯，它雖體現於族群與國家的結構中，卻又穿透了族群與國家的疆域。東亞作為一個文化或文明的單位，它交往的網路是四通八達的。「東亞」雖然也是被建構而成，但卻有較穩固的風土的基礎。我的收藏以儒家―漢文化為核心，以書畫為主要的藝術載體，以東亞為範圍，立足點則是在台灣。生在台灣的一位儒家關懷者是我的Dasein，我很慶幸生在這麼一塊積累複雜歷史經驗的島嶼，也很慶幸居然可以生在一個大的歷史轉折點的時期。依我的歷史知識與歷史想像，我相信自從帝國殖民主義東來，東方即有一種取得平等對話的強烈心理驅力，這股驅力在近兩世紀來的東方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身上可以明顯的感受到它的力道。自19世紀以來，在東方世界每隔一陣子即會有喧騰一時的「東方文明論」、「東亞價值論」、「儒家價值論」、「近代超克論」出現，而且這種聲音不只見於中國、日本，它也見於韓國、馬來亞、新加坡，我相信這種聲音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們的論述即使有誤或不足，其誤與不足仍然反映了重要的歷史性意義，這些聲音傳達了一項重大的訊息：東亞世界認為現代世界的文化風貌太片面了，一個地區的文明竟然被視為人類文明的原型。當代的世界圖像需要鬆解，東方文化需要參與在內，共同構成一個比較符合人類全面經驗的系統，世界史的運轉才會合理。這股歷史動力在近百年的前半階段，基本上由日本引領風騷，但日本犯了竹內好批判的模仿歐美帝國、失去真正的抵抗意義，它錯失了歷史的機會。從20世紀末期以來，中國逐漸取代日本，取得東亞發言權的地位。「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充滿機會，但也從來沒有像目前這般面貌模糊，它會怎麼發展，全世界都在觀察。但台灣不只該觀察，更要參與。因為台灣是大東亞文化圈的成員，它除了擁有東亞文明的儒教、佛教、漢字、律法的公分母外，更有其他地區少見的特殊的歷史命運，「台灣在中國」、「台灣在東亞」、「台灣在東西交會區」皆有一齣一齣的傳奇可以演義。歷史不幸是當時人民的悲劇，卻是後世有出息的民族最大的動力，周民族與猶太民族很能了解這個道理。我不知道歷史會怎麼發展，事實上也沒有人知道歷史會怎麼發展，但我很盼望台灣在此波潮流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怎麼發揮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又能超越民族主義的陷阱，怎麼在漢華文化再升起的潮流中扮演疼惜他人、也令他人疼惜的角色，更具體的講，也就是怎麼避免重蹈一國民族主義如日本曾犯過的錯誤，我相信會是下一步包含台灣在內的東亞地區人民不得不共同面對的課題。一點典藏，無限期望。我的文物只是斷爛朝報地拼湊圖像，我居然會幻構出一幅美妙的地圖。但收藏者有夢想的習性，捐贈者有期待的特權。既是期待，所以文物移轉到清大公共空間的行為不該叫捐贈，施受雙方互不賒欠。這種行為該叫信託，或寄託，我寄託於能發現並使用這批文物的東亞意義或儒家意義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