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以自由之名」曾經成就多少輝煌的事業，將人類文明推進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但同時人類在「自由」的藉口下，做出了邪惡的勾當。自由因此是一種帶有「不確定性」及「風險」的社會互動模式，但如果沒有自由帶來創造社會演化的機會，那就如同歷史的經驗教訓般，社會的「結構」可能陷入僵化強制，而對「行動」產生更多的桎梏，淹沒了人類可以展現的創意和能力。
從斯密、海耶克等西方自由主義的奠基者和詮釋者，到殷海光、夏道平等非西方文化的自由主義繼受者和實踐者，文化的籓籬不應該是阻絕人們獲取自由與人權的藉口。或許當全球的人類都不再視自由為無法想像的祕密，而且人人能夠享受政治自由、經濟自由與社會自由時，真正多元的思想和文化也才「成為可能」。
自由會受到濫用，其來有自，主要是各種社會規範與信任的機制並不完備，這使得海耶克心目中「法律之下的自由」就算實現，也不一定保證可以促成「公共福祉」。除非我們加上了種種限制條件，包括建立厚實的「社會資本」，形成公眾能夠參與並監督的「公共信任」，並擴大社會中個人得以充分發揮潛能的「有效自由」，最後才有「機會」達成斯密所形容之「看不見的手」帶來的效益，讓「自利」同時意味著「互利」、「共利」，而不是在自利的過程中製造一連串「外部成本」，任令社會承擔這些不利益的後果。
